11月8日，65岁的池田澄江作为“日本遗孤感谢中国人民养育之恩访华团”的团长，和她的44个同伴一起，从东京出发来到中国，来看望给予他们第二次生命的中国养父母，感谢中国人民的养育之恩。

　　64年前，当日本战败投降时，10个月大的池田澄江被生母弃养在黑龙江，最后被一对中国夫妇收养。27年前，当中日两国政府开始组织遗孤赴日寻亲时，年事已高的养父母把37岁的她送回了日本。在过去的岁月里，她的曲折人生中先后有过三个名字：徐明、今村明子和池田澄江。伴随着名字的变化，她的人生也在经历着戏剧化的变迁。

　　而她，只是战后数千日本遗孤中的一个代表。

　　出生后10个月被生母弃养

　　池田澄江的父亲是原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军人，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联红军带到了西伯利亚，她的母亲只好带着5个女儿颠沛流离地逃难，后来来到了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日本难民收养所。一路上备受煎熬的母亲早已经没有了奶水，收养所里也没有10个月大的池田澄江能吃的东西，她很快就被饿得奄奄一息，母亲只好背着她在牡丹江的大街小巷求救，一对李姓和王姓的夫妻收下了小池田，后来又介绍给了一对没有孩子的徐姓夫妇收养，并给她起名徐明。

　　由于大家都知道她是被抱养来的日本孩子，幼时的徐明经历了一段被人歧视的日子，每次出去玩她都被其他孩子叫做“小日本鬼子”，而她当时还不知道“小日本鬼子”是啥意思。

　　七岁上小学后，学校里组织看电影《地道战》，当看到电影里的日本兵烧杀劫掠时，孩子们对日本兵的仇恨转嫁到徐明的身上，开始有人喊起了“打倒日本”，还有人指着小徐明说她就是日本鬼子，小徐明吓得躲到凳子底下哭。直到老师从凳子底下拉出了她，并且教育其他孩子坏事都是大人们干的，和小孩无关。老师的爱让徐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养父母给予她超乎寻常的爱

　　在池田澄江的记忆中，养母是个心地善良的传统女性。虽然童年生活异常艰难，但养母却给予了她超乎寻常的母爱。

　　由于做买卖的养父亏了钱，每到过年过节家里会有很多讨债的人追上门，养父还因为做黑帮工两次被抓，家里就剩下孤苦伶仃的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能让娘儿俩活下去，养母每天早出晚归，凌晨三点就起床去排队进冰棍卖，而这对于连路都走不稳的小脚女人来说特别艰难。

　　尽管生活艰难，但池田澄江回忆起儿时的生活仍然带着一点幸福的感动：“到了过年的时候，其他家的孩子又有新衣服又有新玩具，而我什么都没有，后来养母看我挺可怜的，为了尽量让我高兴，她就把结婚时穿的小棉袄从锁着的箱底里拿出来改了给我穿，我长大一点就放开一点。”

　　养父也为徐明的健康倾注了心血，在她刚被收养时，患眼病几近失明，养父背着她到处求治，终于使她的眼睛复明。徐明渐渐长大，养父母还费尽千辛万苦，供她上完牡丹江师范学院，而徐明也如愿成为了一名教师。先被分配到了山沟里的一个小学，一呆就是十年。在那里，她和一个在伐木场开拖拉机的工人结婚。中日建交以后，徐明回到了牡丹江城里的林业学校工作。

　　回国寻亲 不料一波三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日邦交正常化成为了她生活新的希望。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多次研究协商，决定从1981年开始，由两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分期分批地组织在华日本遗孤赴日寻亲。而徐明也开始积极为寻找自己的亲人而努力，并多次给公安局和日本大使馆写信寻求帮助。

　　时间到了1980年的一天。

　　徐明的寻亲之路有了意外的转机，她意外地接到了牡丹江市公安局的电话，让她下班后去见一个日本访华团。不会日语的她是用手语和日本人交流的，还把自己的情况用中文写成信交给一个随团的记者。记者回国后报道了她的故事，一位寻找遗弃在牡丹江的女儿的日本老人看到报道后写信和她联系，在经过十多次通信并确定血型符合条件后，这名家在北海道的老人认定徐明就是她的女儿。

　　徐明这样回忆了那时候的激动：“终于找到家了，从小困扰我的身世问题终于可以知道了，我特别兴奋，恨不得马上就飞到日本去。”

　　可是这时养母却舍不得她走：“我们都是70岁的人了，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回日本了，我们怎么活啊？”而养父却劝养母放下不舍：“这孩子背井离乡几十年，能不想家吗？她的亲爹亲娘也想她啊。你死拦着，能对得起孩子？”

　　1981年7月24日，徐明踏上回日本寻亲之路，同行的还有徐明的三个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的6岁。

　　徐明回到日本后，事情却起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3个月后，当DNA鉴定结果出来后，徐明并不是那位日本老人的女儿，变脸的老人开始撵她出门，但倔强的徐明却不想因此回中国。

　　签证到期的压力让徐明备受煎熬，后来，徐明找到了领事馆，在领事馆和其他华人的帮助下，徐明和三个孩子来到了东京，最终免于流落街头。东京的报社把徐明的遭遇报道了出来，“徐明事件”迅速成为了当时轰动日本的热点新闻，甚至还有热心人组织了“徐明支援会”。

　　偶遇亲姐 终于找到家人

　　樱花共同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帮助她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在找了多个机构证明其是日本人后，法院经过五个月的裁判，最终在她还没有找到亲人的情况下，承认她是日本的残留孤儿。最终，徐明在1987年2月3日正式得到了日本国籍，成为残留孤儿恢复国籍活动中第一个得到国籍的残留孤儿。

　　随后，她给自己取了今村明子的日本名字，“今村”是一个曾经帮助过她的日本人的姓，而“明”则是为了纪念在中国的难忘岁月。

　　虽然费尽辛苦取得了国籍，但在日本生存下去却是今村明子所面临的又一个难题。由于不会日语，难以融入日本社会，又在日本举目无亲，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要抚养，她的求生之路充满了艰辛。

　　后来，她找到了帮她办国籍的律师，好心的律师把她介绍到律所试用。在这期间，她任劳任怨的付出最终感动了所有人，并最终在1989年成为正式员工，法律事务所还把为其他日本遗孤办国籍的业务交给了她。

　　学会了日语，找到了工作，但人海茫茫，失散数十年的家人何从找起？爸爸、妈妈又在哪里？生活稳定后，今村明子一直没有忘记去寻找自己的亲人，但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1994年的一个星期天，她在给一批归国遗孤作完入籍演讲后到一家咖啡馆休息，一个日本老太太和她聊起了天，老太太说起自己有个妹妹也留在了中国，同样也在牡丹江。说着说着，她发现自己和老太太妹妹的相似点越来越多。最后，老太太让她把当时她家的地图画出来，她就画了牡丹江车站、难民收养所和当时的一些主要道路，当画到最初收养的李家时，老太太站起来说，你就是我的妹妹。

　　最后，今村明子和老太太去进行了DNA化验，结果证明了她们就是亲生姐妹。1996年8月，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之后，52岁的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池田家的户口本上，这个最小的妹妹的户口还一直保留着，池田澄江的名字也是父母在50多年前早就已经取好，只不过注明已经死亡。

　　今村明子的名字变回了“池田澄江”。

　　赴华谢恩 代表二千遗孤

　　上个月，池田澄江从供职多年的律师事务所退休，担任起非营利组织“中国归国者日中友好会”的理事长，这一组织旨在为返回日本的遗孤们营造一种大家庭的气氛，并为促进中日友谊而开展活动。

　　去年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池田澄江组织日本各地的遗孤们捐款，遗孤们在自己生活也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共筹集到1660万日元捐给了灾区。

　　11月8日，池田澄江作为团长的“日本遗孤感谢中国人民养育之恩访华团”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以往也有日本遗孤到中国谢恩，但都是零星成行，这次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我们是在战争中和亲人离别的战争遗孤，是善良的中国人把我们从死亡边缘拯救出来，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池田澄江说，“虽然回到日本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中国的亲人朋友，更想念中国的养父母。日本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是养育我们的故乡。这次我们回到中国，就是为感谢这份恩情。”

　　“感恩团”中的日本遗孤平均年龄近７０岁，他们的养父母更是年迈，有的身体状况欠佳，有的已经不在人世，所以能够在感恩活动期间见面的养父母、养子女并不多，感恩之行更多是日本遗孤在晚年重回故土、感念养育之恩的一种情感寄托。

　　11日，中南海紫光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了这群特殊的日本人。在会面过程中，访华团成员松田桂子动情地唱起了一首歌：

　　“说句心里话，我有两个家，一个家在东瀛，一个家在中华……虽然回到祖国，更想中国的家，没有中国的养父母，谁能把我收养，把我养育大……”一首改编的《说句心里话》，唱得在场人员热泪盈眶，也唱出了包括池田澄江在内的2000多名已经在日本定居的遗孤们的心声。

　　新闻背景

　　日本遗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永霸“满洲”，从国内招募了10多万贫民组成开拓团，到中国东北落户屯田。日本战败后，2808名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中国，成为孤儿。当时，一些处境仍然艰难的中国人收容了这些孩子，将他们养育成人，这就是日本残留孤儿。他们在中国完成了社会化过程，在某种文化意义上，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中国人”。

　　“日本遗孤”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群体，他们的故事折射了历史，折射了时代变迁，折射了人性的光辉与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