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9岁少年的独语。

　　“（我害怕）锋锐的东西，尖叫的声音，婴儿啼哭，牙齿脱落，没有主人的包，没有归属的鞋，没有父母的孩子，响铃，冒烟，人们吃肉，人们抬头，塔，隧道，动的东西，硬的东西，有灯的，有翅膀的……桥尤其使我恐惧。”

　　因为父亲在9·11中去世，少年奥斯卡居然产生了如此深的心理阴影。这个情节出自史蒂芬·戴德利导演的《特别响，非常近》。

　　日前，《特别响，非常近》作为本年度奥斯卡提名大片，在华数互动电视华纳专区重磅推出。（点播路径：华数互动电视——华纳专区）

孤儿眼中的9·11：伤痛与救赎

　　和大多数编自小说电影一样，该片拥有出色的文本。

　　影片讲述了一个小男孩成长的故事。9岁男孩奥斯卡·史埃尔的父亲在9·11事件中丧生，奥斯卡听到了父亲去世前的5通电话留言，从此便留下了失眠、害怕电梯等后遗症。无意中，他在父亲的书柜上找到了一个写着“布莱克”的信封和一把钥匙。随后他在每个周末走遍纽约五个城区，寻找那个名叫“布莱克”的男人以及钥匙可以打开的柜子。

　　自残、逃学、撒谎、满城奔走找一把锁——这些小男孩的行为可以单纯地被理解为丧父之痛，但这也许也是整个美国对于9·11事件的偏执之痛。

　　所有悲伤的电影结局都希望拥有一个被治愈的结局，《特别响，非常近》也不例外。电影高潮时刻是母子之间的推心置腹的一段对话。当奥斯卡偏执地认为他的母亲无法理解他寻找“布莱克”的疯狂的时候，“我爱你”却是母亲口中不变的语言。正是这样的母爱，才会让这么一个的孩子从偏执中走出，也正是这样的剧情安排才有了人们之后的内心治愈。

电影中的9·11：从展示伤痕到心灵治愈

　　很长一段时间里，好莱坞直接刻画9·11事件的电影，只有英国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的《93号航班》和美国导演奥利佛·斯通的《世贸大厦》。虽然两位导演风格迥异，但他们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保守的英雄主义叙事，分别把被劫持的乘客和营救的消防员塑造成了美国式英雄。但即使是如此温和的方式，在尚未走出伤痛的美国人面前也成了冒险，两部电影在北美票房十分平淡。

　　为了减少阻力，导演们摒弃了正面表现9·11的手法，将9·11内化为电影的背景。从表面上看，艾伦·寇尔特的《记住我》讲述了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其中穿插着家庭成员的沟通与理解。结局却颠覆了这一切。当主人公泰勒站在窗前憧憬未来时，他不知道几分钟后一架飞机就会袭向他所在的大楼，让一切消失在尘埃里。电影戛然而止，没有批判，没有煽情。观众却能清晰地感受到，近在眼前的幸福因为这场灾难变得遥不可及。导演用这种巨大的反差表现出9·11带给美国普通民众的影响。

　　当大多数电影习惯把美国人塑造成受害者，印度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却以美国移民的视角，反映美国民众给移民造成的不公平伤害。9·11后，主角里兹瓦事业失败，家破人亡。里兹瓦踏上了艰难的觐见总统之途，只为寻回他平静的生活。导演将被常人忽视的一面搬上银幕，试图引导人们理性思考，不要把个体当成宣泄民族仇恨的出口。

　　近几年，9·11题材电影不再局限于恐怖袭击给人们带来的伤害，而是着力于心灵的复苏，于是有了《从心开始》、《坚强的心》、《特别响，非常近》等电影。

　　其中《特别响，非常近》入围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无法接受现实的少年奥斯卡不断伤害自己和身边的亲人，但在亲情的引领下，他终于露出了明亮的微笑……不回避伤害的存在，只给予善意的引导，这就是温暖的治愈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