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中国木刻界最年轻的鬼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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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中国木刻界最年轻的鬼才”

“‘八一三’后,上海变了。那天早上父亲带我们去晒台,听着隆隆的炮声,他说:‘唉,又打仗了。’没想到那就是使我们家破人亡的8年抗战的开始。”
赵延年的回忆,从改变他一生的战争开始。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深刻体会到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是密不可分的,“后来我的作品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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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木刻的?

  赵:1939年,我在上海美专读书。有次我看到香港出版的《耕耘》杂志上有表现抗日军民生活的木刻作品,看到这种和时代契合的作品,我很激动。

  后来,我就与同学组织了“铁流漫画木刻研究会”,刻出了我的第一张木刻习作《读》。

  记:您很早就得到“中国木刻界最年轻的鬼才”的评价,能说说这个故事吗?

  赵:这是我刻了《负木者》得到的评价。

  1943年,我在江西大庾西华山钨矿管理局的子弟学校任教。学校在半山腰,上山是一条石头铺的崎岖小路,时常有矿工从山下背了板柴上山搭窝棚,我回到房间后画了很多默写。后来根据那些默写刻了《负木者》,印好后送了一张给余白墅。1946年他回到上海,把画送去参加全国抗战八年木刻展,后来又入选了《抗战八年木刻选》。

  当时我在汉口求职,对此一无所知。有次下班在一家小书店里偶然看到这本木刻选,翻开一看,竟有我的《负木者》,而且书中介绍作者时,说我是“中国木刻界最年轻的鬼才”(再版时改为“奇才”)。

  你可以想象,一个22岁的年轻人,得到这样大的肯定和鼓励,是多么激动。从此,我决心一辈子都要从事木刻艺术。

第二部分:“为什么不出去好好观察一番”

  赵延年说,他这辈子永不敢忘的老师是李桦,他“并没有在课堂上教过我,却使我受益最大”。因为李桦先生让他知道,创作同生活是不可分割的。赵老至今还保留着几封李桦先生的来信。

  记:对您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哪一位?

  赵:我有过很多位老师,但其中有一位,虽然他并没有在课堂上教过我,却使我受益最大,让我永生难忘,他就是李桦先生(中国版画家协会首届主席)。

  记:为什么这样说呢?

  赵:1941年,我17岁,在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任艺术干事。我常把刻好的作品寄给在长沙的李桦先生,请求指导。他每信必复,总是给予鼓励,并提出富有启发性的意见。

  有次,我刻了一张手掌大小、题为《秋收》的作品,画面上有两个正在农田劳动的农民身影,我自己挺满意的。作品寄给李桦先生后,不久就收到一封较长的回信。李桦先生说我画得很努力、很认真,但却是在屋子里想象出来的,田里种的是水稻还是麦子?两个农民在做什么?

  “你门外就是农田,为什么不出去好好观察一番?”这话对年轻的我真如当头棒喝,他使我懂得了创作同生活是不可分割的。

  记:在上海即将解放和解放初期,有许多美术名家和您共事过,例如杨可扬、邵克萍、黎冰鸿等等,你们是如何搞创作的呢?

  赵:木刻协会是先进组织,很多同志是地下党员。大家在李桦先生等老版画家的带动下,创作了不少揭露国统区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木刻作品。

  1947年通货膨胀,我亲眼目睹奸商为牟取暴利囤积居奇,人们被逼无奈到米店抢米的情景。于是我创作了《抢米》。

  2001年,我的作品在上海展出时,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站在《抢米》前看了很久。后来她和我说,当年就是这样子的,她亲身经历过。

第三部分:“一个阿Q,一个狂人”

  赵延年创作的鲁迅形象深入人心,那幅著名的《鲁迅像》,几乎已经和鲁迅划上了等号。之后,他还创作了大量的鲁迅作品插图。 

  而这些作品的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赵延年说,是因为被关牛棚的日子,让他领悟了鲁迅的深刻。

  记: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创作鲁迅肖像呢?

  赵:最早是在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

  1961年鲁迅诞辰80周年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幅纪念宣传画,把任务交给了我。我用黑白两色完成了《鲁迅像》。

  记:后来,您创作了大量的鲁迅作品插图,尤其是《阿Q正传》。

  赵:文革前,我创作的鲁迅题材的作品并不多,而文革后到现在,至少刻了170幅。

  有一天晚上,我看到鲁迅先生《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非常激动。当时整个中国,到处可见阿Q式的革命者。我太有体会,我当时发誓,若有一天,我还能拿起木刻刀,一定要把阿Q的形象塑造出来。一个阿Q,一个狂人,这两个角色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太有教育意义。

  1972年我被恢复教学工作,课余就着手准备。我画了一组阿Q草图钉在房间墙上,粉碎“四人帮”后,我就正式公开着手《阿Q正传》的创作。

  那年酷暑,我每天早晨5点不到起床,趁早凉,在院子里搬张方凳当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刻,出汗了,用井水绞一把毛巾,擦擦再干。一幅画通常要刻2遍,多的时候要刻4遍。我希望这些作品能表现出阿Q的灵魂,所以刻得很用心。

第四部分 “需要功力,更需要胆识”

  文革中被关牛棚的岁月让赵延年领悟了许多,也直接导致他创作了震撼人心的《噩梦》系列。这些作品刻画出了他内心深处最沉重的苦痛和最真挚的感情。

  记:您提到被关牛棚,当时您和潘天寿先生一起被打成“黑线人物”,有过怎样的经历?

  赵:我还记得是1966年7月,一个穿军装的学生通知我去学校开会。一踏进校门,我就被造反派反扭双臂架上木凳、挂上木牌,兜头浇了一瓶墨汁,就此变成了“牛鬼”,开始接受批斗,如此不停地反复……

  记:是这些经历促使您创作了《噩梦系列》吗?

  赵:是的。1989年创作的《噩梦系列》,就是要刻出我内心深处这种最沉重的苦痛和最真挚的感情。

  记:听说您曾亲手抄写过《道德经》,您在钱江晚报上连载的漫画《歇后论道》系列,也是讲述《道德经》和《论语》的故事,为什么会中意这两部作品呢?

  赵:我经常下乡写生,接触过许多农村大妈们。她们虽然不识字,但言谈举止非常得体,待人接物端庄大方。因为在她们的平常话语中,含有中国传统的伦理观、价值观。我就把这些体会都放进了《歇后论道》的系列里。

  记:您对现在的年轻后辈有什么寄语?

  赵:我认为,直面人生、刻画和剖析人类的情感与遭遇,是一个画家无法回避的自我挑战。这需要功力,更需要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