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75岁的白先勇，献给辞世46年的父亲白崇禧的一份特别的礼物。

　　1963年年初，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的白先勇，在母亲去世后不久，远赴美国艾奥瓦大学攻读硕士，晚年风光不再的父亲在台北松山机场为之送行，老泪纵横。“没想到这是与父亲的最后一面——4年后父亲去世时，我们未能及时赶回。”

　　“白老师，有没有可能出一本白家百年影集？”广西师大出版社总编刘瑞琳的一句话，点燃了白先勇整理父亲照片背后故事的热情。

　　白先勇一不做二不休，两年多的时间全力以赴。他不断地找到线索，发现新的照片资料，对于所有的史实资料一一辨识，再到解释图片，甚至为几个字的解读不惜花几天的工夫。“这是历史，一点一滴都是要紧的，马虎不得。”

　　于是，有了《白崇禧将军身影集》。

　　“用照片来说明历史最可靠，可以对我们已熟知的历史起到反拨作用，或者提供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把这些照片串起来，就是父亲的一生。”

历史是另外一回事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用500多张照片串起了父亲的一生，能讲讲这些照片的故事吗？

　　白先勇（以下简称白）：有人说，这本书所展现的父亲影像当中，好多次出现了他的马上英姿。对，我父亲擅长骑术，并以此自豪，他生平曾拥有名驹数匹。书里最典型的是一张他试骑名驹“回头望月”的照片。

　　还有一张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张合影。母亲过世，我赴美国留学，父亲送别于松山机场。那天濛濛冷雨，寒风凌厉，我记下了当日与父亲告别的情景：

　　“……父亲曾领百万雄师，出生入死，又因秉性刚毅，喜怒轻易不形于色。可是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那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聚，等我学成归来，父亲先已归真。月余间，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记：这些照片是怎么留存下来的？

　　白：有很多是我们家里人收藏，北伐的部分是跟着我父亲多年的随军摄影记者张进德拍摄的，本来拍了几千张，后来剩下四百多张“北伐完成记”，战乱的时候丢了很多，只剩下39张。还有是很多图书馆的，我去找的。另外，这次《良友》画报提供了一部分，还有台湾《中外杂志》等杂志提供的档案图说。

　　记：《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可能暗合了当前的“民国热”。不过，“民国热”中似乎有一些美化的成分？

　　白：现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里有一种特别的连接，要把那些断掉的东西接起来。

　　现在人们很多时候把过去美化了，觉得很浪漫，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那种生活形态，包括衣着、行为方式。

　　但民国史是另一回事。有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教科书都不讲。比如讲我父亲，贴了一个标签——说他是“桂系军阀”，现在叫“地方军头”。这些是比较负面的，没有任何让你想象的空间。《白崇禧将军身影集》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把这个标签撕掉，让读者看看真正的白崇禧将军，书中用照片，可以发挥优势。比如“北伐”。书中照片是“欢迎最后完成北伐的白总指挥”。

　　这本书是我父亲的一个画传。我觉得，历史就是现场，就是真相。真正的民国热，应该从民国史的研究开始。光是一些虚浮的、表面的、印象式的东西，是有危险的。这本书的意义，就是希望人们对民国史真正地研究。

父亲培养了我的自信跟自尊

　　记：您从小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到台湾后，在一起的时间才多一些。说说您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白：父亲在台湾并未担任什么要职，只是一个陆军一级上将的终身职衔，过了17年平淡的日子。

　　我和我父亲在台湾共有11年生活在一起。在大陆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是他总是穿着一身军服，穿着马靴。后来到了台湾，看他那17年的生活，他能够保持他自己，我感觉到他的雍容大度。虽然在台湾的处境很不容易，但至少他撑住了。所以，我更加佩服他。

　　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也蛮特殊的。我七八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肺结核，这在当时几乎是致命的，没有特效药。而且我一被发现就已二期，挺严重，所以父母对我都比较怜惜，比较宽容。父亲找所有的医生医我，对我很关切。

　　我父亲对我没有一句重话，很难得他的这种信任，培养了我的自信跟自尊，这很要紧。父亲非常重视教育，家里孩子的家庭地位是以学校的成绩单来排的，我在学校里面常常考第一，所以他就拿成绩来评价我。哈哈，其实我做的很多事情他不知道的，我想他也不一定会喜欢，例如后来学文学等。可是，他凭我的成绩，对我还很尊重，所以我不像其他的兄弟会挨打。至于他最爱的两个孩子，是我四哥和我小弟。四哥先忠很有军人气质，跟他很像，小弟从小跟他在一起，经常“拍马屁”，跟他很亲近。

　　记：特殊的家庭背景，让您的生活经历颇不平凡。听说您在10岁时，第一次见到宋氏三姐妹的时候，就能辨别出她们的差别？

　　白：千万别小看小孩子，小孩子的眼睛很厉害。那年复活节，我去上海宋庆龄家里玩，同时遇到了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就是大姐的样子。宋庆龄穿着宝蓝色天鹅绒旗袍，淡扫蛾眉，十分端庄。宋美龄的风度太好了，她很高贵的。

结缘三个奇女子

　　记：您和张爱玲，也有一面之缘？

　　白：我当时刚刚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张爱玲正好到台湾，我们一起吃过一次饭，我恰好坐在她身边。虽然那时是六月天，但室内冷气开得很足，张爱玲带了一件绣花缎子的夹袄。那时她很开朗。也许是看到我们这群小孩子刚开始写作吧，觉得很好玩。她看上去挺和蔼的，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她也理人的，讲话有趣。讲的一口正宗普通话，不是南方音，而是京腔。她在天津生活过，是京片子。我猜她也会说上海话的。不过，我们之间没用上海话交流。

　　记：三毛曾说，你改变了她的一生？

　　白：我第一个发现三毛的文学才华。当时我在台湾大学办了本叫《现代文学》的新锐杂志，大约1961年，当老师的朋友顾福生找到我说，他有一个学生叫陈平，有自闭症，不愿意上学，就跟他学画画。有天，我这朋友拿了篇三毛写的文章给我看，说这孩子画画没什么天分，写文章好像还可以。我一看，这孩子16岁就写人鬼恋，而且确实有点味道，稍做改动后就刊发在《现代文学》上，这篇名叫《惑》的小说就成了三毛的处女作。很多年后，三毛把这段经历写了出来，说是我改变了她的一生。她在文章中写，那篇东西登出来后，觉得从此打开了一扇天窗。她抱着杂志，连哭带喊，说自己在精神上解放了，从此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变成了大作家。

　　记：据说，蔡琴当年也是因为你的推荐一炮走红？

　　白：《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电影中的片尾曲《最后一夜》，就是我指定蔡琴来唱的。我想，这个片尾曲一定要把韵味唱出来。词作者在上海待过，对上海舞厅很熟悉；作曲的是陈致远，才20多岁，我就跟他讲，曲里面一定要有三步的华尔兹，要怀旧，要有失恋的伤感，他懂得很，几天就写出来了，跟词合得非常好，我一听就对了。选歌手时，那时候蔡琴还不红，老板不要她唱，要邓丽君唱，但邓丽君是甜姐儿，而蔡琴的声音低低的、很伤感，十分合适。那时正是她伤心的时候，跟第一个未婚夫分手了，她把自己的感情都唱进去了。果然，唱完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