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来客有无锡商会会长钱鸿义、副会长杨怀远、原茂新一厂副厂长肖宗汉、茂新二厂厂长陆辅臣、原申新三厂的总管薛明剑，以及早年替荣家办过学堂的教育家胡雨人，还有一个就是在荣家事业中功不可没的元老王禹卿，他和荣家的关系可说相辅相成，茂新的“兵船牌”面粉能畅销国内外，和王禹卿这个推销处主任是分不开的，但没有荣家，他发达不了。

　　他现在也够富贵的了，在内太湖即蠡湖边有一个私家花园，名为蠡园。蠡园很雅致，有太湖石垒起的假山，有长廊，有水榭，还有亭台楼阁。

　　除了这些中式建筑，还有好几幢式样别致、环境幽静的洋房。在中市桥巷，也有几幢花园洋房。从茂新到福新，王禹卿握有实权，占有很大一块股份，他和荣家的企业休戚相关、一损俱损。

　　平日他上海、无锡两头跑，矮小精干的身材永远保持着旺盛的精力，鼓鼓的金鱼眼睛闪烁着精明和果敢。在荣家，他有很大的发言权，大房和二房的第二代都对他很敬重，这使王禹卿感到自傲，发言权和声望地位有关，位高言重、位卑言轻，王禹卿就是这么想的。

　　一同而来的还有钱鸿义，他长得白白胖胖，戴着金边眼镜，灰布长衫，袖管折上一段，露出一大截雪白的纺绸小褂袖头，蓄着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

　　钱家是望族，无锡出了名的书香门第，出了不少英才，他本人是儒商，在本地很有名望，和荣氏兄弟结交多年，关系很深。他的儿子钱圣清，就是荣尔仁的秘书，跟着去了重庆。他看着已头发花白稀少的荣德生说：“为今之计，就是要促成政府切实扶持工商，让毁坏的工厂，像茂一、申三都能重建复业，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这次大概也是为此而来的吧？”

　　“不错，钱会长说对了，禹卿是知道的，荣家家大业大，八年离乱，已七零八落了，整盘棋怎么下，还没有个定数。子侄各有所见，尔仁、纪仁、研仁还未回来，国伟也在内地，需要坐下来好好商议才是。”荣德生说，“不过，无锡的茂新、申三肯定不能让它们荒废下去，要尽快重建，毅仁一早就到现场去了，我已身入老境，大事情靠小辈了，薪不能不尽，只要火能传下去，大哥泉下也值得欣慰了。”荣德生端起紫砂茶盅，喝了口茶说。

　　“德生，不是我说你，有件事你做得不对。1938年宗敬去世，我们在上海连夜拍电报，要你回来接任总经理一职。国不能一日无君，企业也是，少了President，也就是‘伯理玺天德’来统领，好好的一只活轮西瓜就分成几瓣了。”王禹卿和荣宗敬、荣德生是一起发家的，可以并起并坐地说话，而且他出语向来尖刻，“你是自动让贤，还是有苦衷，以‘伯理玺天德’一席相让？”

　　王禹卿话里夹杂了一句“洋泾浜英语”，但大家还是听懂了，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总统”，一国之元首，也可翻译成“总经理”。

　　有段时间，在上海的洋行里就是以“伯理玺天德”来称呼大班的。这一点，在座的都未加深究，重要的是，王禹卿提到的这件事，也是众人困惑已久而不得解的问题。宗敬仙逝，由德生补上去，这是理所当然，也是众望所归，但为何荣德生迟迟不接任呢？

　　由于他不接任，荣家那么大的摊子就少了一个有足够号召力、影响力，也有足够威信和能力的人来统管，抗战八年，荣家就形成了几足鼎立、分而治之的局面，这固然和战争有关，但和荣德生的未及时上任也大有关系。要知道，这是当仁不让的事，但荣德生推让了，虽然他没有这样说，但事实上是让了。这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举座凝神，无一人讲话，都看着荣德生，侧耳静听他怎么说。

　　荣德生沉吟了一会说：“是这样的，你们来电报时，鸿元也写来了信，说是宗敬的临终遗言，要我去上海接任三新公司总经理，我不是推托，当时确有我的苦衷。内迁的厂正在紧张地进行，我一时脱不了身。内迁是不得已而为之，就像共产党当年从江西撤出，辗战到陕北一样，也是被迫的，是夺路而走。当时还吃不准战局的发展，‘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我希望局势能改观，能不迁就不迁，迁一爿厂是伤筋动骨的，比造一爿新厂还要难，但又怕日本人随时吃掉租界，那样的话，唯一的选择，就只能大规模内迁了，能迁出一点好一点。我当时坐镇武汉，就是在审时度势，先让鸿元、尔仁他们维持着，我在武汉见机行事。我当时心里慌得很，怕迁厂又想迁厂，迁厂担心‘半渡而击’，不迁，又担心上海稳不住。”

　　“这是实话，当时我们在上海，心里也内豁豁的，担心日本人杀进租界，连杜月笙也说，上海朝不保夕，看来，他又要削梨子去了。是啊！租界四面楚歌，凭英美上千名海军陆战队的老爷兵，还有上万商团的杂牌军，何以能守得住上海？日本军队想进租界，就是十根手指头捏一只田螺。”王禹卿插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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