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是书房半卧房，晨昏作伴有青厢。闲来磨墨亲挥翰，一砚随生友最良。”一首七言绝句，正是自号“书痴”的黄丕烈最恰如其分的内心独白。

　　“这位‘书痴’，38岁时逢举人选拔，名列一等。本来可到直隶去当县太爷，不去。后来进京当兵部主事，不久就弃官回归故里，选择一辈子与书相伴。”南京图书馆的沈燮元先生对记者说，“远离庙堂之上争权夺利的喧嚣，他将生活乐趣、人生理想都托付给书籍。”

　　今年88岁的沈燮元，被公认为国内“黄跋”研究的权威。他不会用电脑，整理时就用信纸，竖着写，工工整整地抄着，与黄丕烈一样沉迷于书卷墨香。

　　对于自己花了20来年研究的这位古人，沈燮元的评价是“藏而能鉴，鉴而能读，读而能校，校而能刊，刊而能精……古今藏书家，同时俱佳者首推黄丕烈。”因此，梁启超才毫不吝惜地称黄丕烈为“校勘最专门名家”。

　　在沈燮元老人的引导下，记者缓缓翻开了黄丕烈这卷稀世“善本”。

嗜书如命　除夕“祭书”，还为奇书绘画征诗

　　黄丕烈，字绍武，号蕘圃，清江苏吴县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

　　“黄丕烈好宋刻，只要听说有宋元精椠，或旧抄善本，就一味搜求不舍。久而久之，得宋刻古籍一百多种。其好友顾广圻，曾作《百宋一厘赋》，加以赞美，并雅称黄为‘佞宋主人’，黄丕烈欣然认可，且以自号，引起藏书史上无数趣闻轶事。”沈燮元徐徐道来。

　　同时，黄丕烈还建了座荛圃，广招四方志同道合的名士，“相与谈论其问”。

　　黄丕烈嗜书上瘾，尽管由于天灾人事，手头拮据，但只要遇到善本，他都苦苦追求。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曾记载，乾隆六十年，黄家遭受火灾，财物为之一炬，但并未烧掉他爱书的嗜好。两天后，有一书商拿着一部宋刻《北山小集》来找他，他愿出一两黄金来购此书。书商却丝毫不因其家刚遭火灾而让步，反而要他出二两黄金。黄丕烈怕失奇书，无奈只得加倍付钱买下。

　　为证实他好书入魔，沈燮元翻出了一则书跋：“仲冬以来，为亡儿营葬，为长女遣嫁，兼之度岁办粮，所入不偿所出。自朝至夕，虽身逸而心劳，几几乎坐卧不宁矣！然可以解忧者，惟书。”

　　到了晚年，他在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碰到了好书，不是向人借钱买下，就是卖掉一部分旧藏以换新书。如愿以偿后，便用香楠制椟而藏。

　　“提到黄丕烈，会有很多诗意的场景，比如首开‘祭书’之先。”沈燮元向记者描述了这样的场景：每年除夕，祭台上摆满了珍稀的宋本经史子集，下面用花果名酒供奉。一圈子爱书的好友，品评玩味，饮酒诗赋，同人唱和，宾主尽欢。

　　这类奇事，在黄丕烈这里并不鲜见。每得奇书，他往往要绘画征诗，如《襄阳月夜图》为得宋刻《孟浩然诗集》作；《蜗庐松竹图》为得《北山小集》作。据说黄丕烈曾将这些画务辑成册，可惜后来散轶殆尽。

诗意校跋　为得到《周易集解》，思念成疾

　　相对于藏书，黄丕烈更令人称道之处，是对藏书进行精审的校勘整理。

　　他从28岁开始校书，一生校的书不下100多种，并留下了《周礼札记》、《国语札记》、《战国策札记》、《山海经校勘记》、《伤寒总病论札记》等校勘札记。

　　“每得一书，他都会先对其来源、版本、内容等细细考证一番，并以题跋的形式记录鉴定结果。”沈燮元认为，前人把他列为“赏鉴家”是委屈他老人家了，张之洞将其列入校勘学家，才够公允。

　　在“黄跋”中，黄丕烈以其活泼自如的笔体，对他所收藏的古籍版本情况与授受源流作了精确的描述，为后代保存了大批珍贵的版本资料。

　　“黄跋”诉说了一个个故事——为得到宋抄本《周易集解》以抄录，他思念成疾，得到之后，病马上痊愈；对当地手艺高超的古书装修匠人的追忆，对买书、卖书、书肆的详细记载；与朋友之间关于书的推敲与交往等等。他有意记下当时的书价，成为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透过这些字句，不难揣测黄丕烈书写题跋的诗意——闲窗静坐，纸润墨香，在留存着先人遗泽的旧抄旧刻上，书写着自己的心情眉批。

刻书流芳　官府的禁书，他也搜罗校勘

　　“黄丕烈是个开明的藏书家，藏书并非是为了将珍本据为己有。他认为‘秘本不敢自私，当公诸同好’，‘意在流传旧本饷世’。”沈燮元说，为了让那些珍稀古本流传于世，黄丕烈选择利用自己的藏书，进行刻书，为后世做出极大贡献。

　　嘉庆四年，黄丕烈开始刻印他的第一本书《国语》。道光四年是他刻书的高峰时期，几乎每年都刻书。

　　“他所刻之书，版本极为讲究，刻之前必先搜集诸多版本，慎重选择最好的一个本子。”许多底本极为稀有，如宋严州本《仪礼郑注》、欧阳忞的《舆地广记》、《伤寒总病论》等都是极为难得、少有流传的宋本。

　　妄改古书向来是学界一大忌，因为私改古书，书之原貌必不复存。明代以后，此弊成风。黄丕烈力排此风，刻书时，遵循不改旧本，别为札记的原则。他坚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

　　“当时，官府屡屡下令禁毁‘淫词小说’的情况下，黄丕烈对词曲小说尽力搜罗，专门设立‘学山海居’妥善收藏，精心校勘，还选择罕见本刊印行世。”沈燮元认为，这显示了黄丕烈的特立独行。

　　更令人叹服的是，在乾隆纂修《四库全书》，大力摧残文化、纂改图书、削毁书版之际，黄丕烈数次提出存真求实的卓见。“这般胆识，绝非常人所能及。”沈燮元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