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白总说自己是个没福气读书的人。

　　在抗战期间，他只在父亲的老家安徽绩溪，读过3个月的农村小学，“在绩溪，我爸老家和胡适家是近邻，相距只有200米。”飞白说。

　　“我指导研究生说：开始写论文的时候就胸有成竹，我是不大相信的。正确的说法是，开始的时候胸中要有根笋，有根笋就很不错了。”

　　我们捧腹之际，他淡定地说，搞诗歌的，总要对抽象事物有个形象的比喻。

　　（以下记者简称“记”）

【关于父亲】 他的青春与民族的青春恰好重合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爸耳提面命要我必须“立志当诗人”，于是我就暗自立志“决不当诗人”。我是说到做到的人，并且不反悔。以致我对诗的爱好，不得不拐个弯转向别的渠道。

　　记：您出生于文学世家，父亲是著名诗人汪静之。那么，您走上诗歌翻译的道路，是不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飞白：我父亲是诗人，这对我的诗歌爱好，起码有心理上的暗示，这种影响不能低估。

　　不过我小时候对我爸逆反，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爸耳提面命要我必须“立志当诗人”，于是我就暗自立志“决不当诗人”。

　　我是说到做到的人，并且不反悔。以致我对诗的爱好，不得不拐个弯转向诗歌翻译。

　　记：据说，翻译诗歌还是鲁迅先生交待的任务？

　　飞白：当初我父亲作为《蕙的风》的青年作者，曾得到鲁迅的支持和指点，要他多学外国诗。

　　因为当时译成中文的外国诗极少，据我爸说，他所读过的外国诗一共只有几首，个位数。

　　要学外国诗就必须学外语。我爸为此特地从浙江第一师范转学到上海去学英文，但因我祖父遭到意外变故，经济供应断绝，致使半途而废。

　　对此事他始终念念不忘，于是把学外国诗的任务郑重其事地传给了我，当我考浙大时一定要我报考外文系。

　　这次我没有逆反，而这一出航，就迷途不知返，迷失于诗海了。

　　如今反过来说，假如我不选择译诗而选择写诗，那么充其量我只能写出一种风格的诗，如失败则连一种风格都写不出。而若译世界好诗，则有可能表达出百花缤纷的风格，这是我写诗万万达不到的。

　　记：您说，小时候父亲只教过您两三首唐诗，而您一首也不记得了，但妈妈教的就全记得，也是由于逆反吧？为什么专对父亲逆反？

　　飞白：很简单，因为那时候他打我。

　　记：为什么打您？

　　飞白：因为抗战时颠沛流离，生活困难，我爸又一度失业，造成他情绪很糟，打我都是为出气。加以我生性很倔，他越打我越逆反。

　　他是“五四”运动过来的人，反封建之道而行。因为封建是重男轻女，他就重女轻男，所以他不能打女儿。

　　记：您有兄弟姐妹吗？

　　飞白：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他要发脾气只有一个人可以打，就是我。

　　当然这说的是抗战头几年的情况，他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我爸的为人，总的说是谦和、朴实、重感情。后来年纪渐老，脾气就越来越和善了。

　　记：您对您父亲的诗怎么评价？

　　飞白：我的概括是这样：这是一个少年诗人的青春期与一个民族青春期的恰巧重合。正是这一个天真任性的汪静之，碰上了中国思想禁区的千年冻土遭到“五四”春水冲击的“这一刻”，竟使得他纯真的充满稚气的诗句，化作了如朱自清所评论的“猛烈的炸弹”。

【关于译诗】 诗，是精细的语言艺术

　　在信息型翻译中，“表格边线画斜了”和“表格边线画歪了”，在表意上是没什么出入的。但是若把诗句“微风燕子斜”译意为“微风燕子歪”，那么，这诗的微妙之处就遭破坏了。

　　记：听说您是用英文授课，但在诵读诗歌的时候，一会儿用法文，一会儿用俄文，还有我们听不懂的拉丁文，以及荷兰语、西班牙语、挪威语等等，您到底会多少种语言？

　　飞白：我不敢说会哪些语言。用得熟练一点的，是英语和俄语。其他我能阅读的不少，借助词典我能读的欧洲语言大概是十多种，但是程度高低不一。

　　记：对自己不熟悉的语种，得费许多工夫学习、查资料，有时还得费“英译加汉译”的两道手续，这种繁琐的工作会让很多译者望而却步，您为什么要执意翻译小语种诗歌呢？

　　飞白：鲁迅的影响，是主要原因。

　　由于中国过去的积弱和饱受欺凌，鲁迅对翻译被侮辱被损害民族的文学曾给予最热情的支持，而且亲自对波兰、捷克、芬兰、保加利亚等国的文学作了开拓性的译介，这早就铭刻在我的意识之中。

　　建国初期，我在广州军区做过八九年军事兼外事翻译。

　　出于对小语种的尊重，1952年捷克斯洛伐克文工团访华演出，我在送别宴会上作捷克语翻译，受到文工团员们超乎寻常的欢迎。

　　文工团员们告诉我：“我们出国访问演出已经六个月了，所到之处，人家都对我们说俄语。你是第一个用我们的语言对我们说话的人。”

　　次日早上送他们到火车站，演员们在站台上把我往空中抛了又抛，久久不肯放我下来。

　　记：您曾说过诗不可译？

　　飞白：为什么诗不可译呢？这不仅是由于不同语言间缺乏通约性，不同文化间方凿圆枘格格不入，更是由于诗作为精细的语言艺术的特质，与一般翻译迥然不同。

　　一般文本多属于信息类，翻译时只要传递其意义或内容信息，就达到目的了。

　　对译诗而言，译意或传递内容信息却是本雅明（德国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所谓“劣等翻译”、“蹩脚翻译”的标志。

　　记：能具体地举例说明吗？

　　飞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在信息型翻译中，“表格边线画斜了”和“表格边线画歪了”，在表意上是没什么出入的。但是若把诗句“微风燕子斜”译意为“微风燕子歪”，那么，这诗的微妙之处就遭破坏了。

　　尽管从译意来看，这称得上是“正确翻译”——“歪”和“斜”是同义词，甚至连平仄也一点不差，但这一译就成了“蹩脚翻译”。

　　为这一字，诗受的不是皮外伤，而是被破坏无遗。

　　由此可见，凡是语言锤炼成的好诗，必然是一字不易的，哪怕换一个同义词也会把诗破坏。

　　记：您不知疲倦地翻译诗歌60年，有什么经验和遗憾吗？

　　飞白：我的经验体会都不足为外人道。

　　我其实是个没有业余时间的业余译诗者。我从来没有节假日，业余译诗大抵是在风尘仆仆的行军途中或指挥车上。

　　偶尔遇上乘火车，就是我最难得和最佳的译诗机会，比起在野外颠簸蹦跳的吉普车上实在好得太多了，火车上的一整天，是平时根本无法奢望的。

　　结果数十年习惯养成了固癖，如今虽然有了书桌，但我译诗构思的最佳环境，却是在来回于杭州昆明间的长途火车上。

　　在这样严苛的条件下，我只能点点滴滴地译诗，有许多心仪的诗歌名作都来不及译。

　　这虽然遗憾，但恐怕不能说是遗憾，因为历史没有假设，没有给我留下遗憾的位置。

　　记：您怎么看现在的诗歌边缘化？

　　飞白：现在不仅诗歌边缘化，整个文学都比较冷落，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希望能够稍微提振一下中国人对文学的兴趣。而我呢，不论读者多寡，总会把我漫游诗海遇到的好诗与大家分享。译诗，是我生命意义所在。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通讯员 熊辉 实习生 毕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