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整顿吏治，朱元璋不但策划了政治领域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在经济领域的“空印案”和“郭桓案”，也影响深远。

　　中国历史上，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每年都要在规定的时间进行账目核对，如有出入地方财政部门就要订正，明代也不例外。

　　随着大批地方财政官员每年到京师对账，难免填报有误，一旦有误就得发回重新填报。而且，当时朝廷规定，凡核对不符者，更正后的账册一定要重新盖上当地衙门的官印才能合格申报，这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可是一个难题。

　　为了避免往返奔波，官吏们准备了事先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一旦被户部驳回重新填报，便可把它拿出来使用。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知道此事后大怒，认为这是严重的贪赃枉法案件，下令交刑部严加查办。刑部经过审讯，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大弊病，因为财政官员所携带的空印文册盖的全是骑缝印，这种文册除了做临时补报之用外，根本不能派其他用场。

　　尽管如此，当时的官员都不敢上书辩解。这时，一个叫郑士利的生员利用当时平民可以直接写信给皇帝的规定，上书朱元璋，婉转地说明了空印出现的原因。

　　其实，朱元璋不是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而是他要利用此事，整顿吏治。

　　于是，朱元璋不但将上书的郑士利罚作苦力，还下令将凡是与此案有关的主印官一律处以死刑，副手处以杖一百，流放戍边。当时，全国因此受牵连者达万人之众，著名廉吏山东济宁知府方克勤（浙江宁海人，方孝孺的父亲）就因为是主印官，也死在这场劫难中。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当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员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共同舞弊。他们贪污自肥，还盗卖仓库里的粮食，甚至和管理储存金银钱钞的库官合伙偷盗金银和钱钞。

　　朱元璋下令审刑司拷讯，发现牵涉礼部尚书赵瑁等人。

　　震怒的朱元璋不但下令处死所有涉案的尚书、侍郎，还杀了各级财政官员和通同作弊者达3万余人，追赃粮食700万石。由于此案牵连到无数富户豪绅，尤其是是江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受牵连而遭杀身大祸和破产不可胜数。

　　郭桓案发生后，朱元璋制定了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在全国财政管理上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并且把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后来又把“陌”和“阡”改写成“佰”和“仟”。 数字改成大写从根本上杜绝了贪官污吏通过篡改数字，得以贪赃枉法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