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丕华也在会上发言说:“在北京，我是实情相告的，陈云副总理度量奇大，我吐苦水，他说‘谁谓茶苦，其甘如荠’，荣老板说是建议，其实是上谏。共产党采纳了，有太宗之风。这下，我们是‘股东’，共产党是‘经理’。这个经理是可信的，他能保你赚钱，就像我在北京说的，善策大行，天下得幸。”

　　“急中生智就好嘛，只怕急中生不了智。我们打仗，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就要靠急中生智了嘛。”陈毅笑着说。

　　盛丕华也在会上发言说:“在北京，我是实情相告的，陈云副总理度量奇大，我吐苦水，他说‘谁谓茶苦，其甘如荠’，荣老板说是建议，其实是上谏。共产党采纳了，有太宗之风。这下，我们是‘股东’，共产党是‘经理’。这个经理是可信的，他能保你赚钱，就像我在北京说的，善策大行，天下得幸。”

　　顾准和许涤新将荣毅仁这一另辟蹊径的倡议，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他们一致认为，加工订货实质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初级形式。许涤新总结其具有四大特点，一是加工订货能够把私营工业的生产，间接地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从而能够逐步消除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二是加工订货的形式能够利用私人资本的生产能力，恢复和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三是通过加工订货的形式，国营商业能够掌握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品，就能够增强其调节市场、稳定物价的力量；四是加工订货这种形式能够为国家在今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好物质条件。

　　顾准尖锐地说，资本家在这个问题上走在我们共产党人前面了。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他们在自由贸易中摔打过，他们懂得自由经济的规律，而我们本能地靠拢国营经济，在两种经济中把握得并不好。不知如何来平衡，说是公私兼顾，但如何兼顾，我们缺乏经验。于是，资本家不得不向国营经济靠拢了，这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说得好听些，是另辟蹊径，歪打正着，要说奇，就奇在这里。否则，他们就没有生路了，在这一个问题上，荣毅仁比我们敏感，比我们有办法。

　　当然，荣毅仁提出这一建议，并没有像许涤新和顾准所说的那种理论上的自觉性。正如顾准分析的，他作为一个实业家，对市场的反应比较敏感，体会至深至微，有一种时刻介怀的求存心理，经验又较丰富，因而这样的想法是勃然而生，也是逼出来的。然而，虽然没有那样的理论高度，但确实是体现了荣毅仁的智慧。然而，其后果是荣毅仁没有想到的，自己仅仅是为了工厂生存而提出的建议，竟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响，并会作为一个范例推广到全国。还得到陈云、陈毅、潘汉年等领导人的鼓励，实在大出荣毅仁意外。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荣毅仁再次读起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包括他看了几十页而没读下去的《资本论》等著作。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及受许涤新、顾准等经济学家的影响，他接受和认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他觉得国家资本主义更适合当时的中国，它比旧社会的自由资本主义先进得多，那时所标榜的自由不仅造成市场的无序和混乱，更让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利用竞争侵吞和盘剥民族资本有机可乘。如果说，他提出加工订货恰巧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低级形式，那么，此后，他成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者，他会比较自觉地站在国家资本主义的立场上看待和处置问题。

　　这年年底，他和刘靖基等上海五名私营棉纺厂主去北京纺织工业部开会时，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和全国工商联沙千里、吴雪之邀请荣毅仁在南河沿全国政协俱乐部吃饭。这个时候的荣毅仁已没有一点刚解放时的拘谨感了，他经历过的新时代生活渐渐丰富了他的思考和心智，除了不说满话、大话外，他能直率地发表和坚持自己真实的想法与感受了。他们谈兴颇健，荣毅仁谈了自己思考了一段时期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专业化分工的问题，他说，我想，办工厂、办工业就要专注于生产、贸易的事，例如纺织厂，集中精力提高产量和质量，研制新产品；生意上的事，销售的事，不要再去煞费周章，由商业部门担下来更好。由此，引起了四人的热议，最后形成了一个由国家统购棉纱的主张。其实，荣毅仁所思考的事明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范畴。

　　姚依林第二天就将这个主张汇报陈云，陈云听后，非常感兴趣，马上约上海荣毅仁、刘靖基等五名私营棉纺厂的代表进一步进行讨论。陈云说:“荣毅仁先生这个想法不错，商业部和工商联都觉得国家统购棉纱更有利于对市场的调节，能更妥当地平衡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荣先生的专业化分工是很有见地的，于公于私都有好处。”刘靖基等都一致叫好。

　　很快，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决定明确规定，凡公私纱厂自纺部分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为此规定了棉纱的分配、销售、加工等具体办法。这样，私营棉纺厂的生产就纳入了国家计划的框架。私营棉纺厂把销售这一块剥离出来，交给了国家处置，成了单一的生产单元。

　　在这之前，荣毅仁还在北京参加了全国税务会议。荣毅仁是作为上海工商界的代表出席的。出发前，潘汉年把荣毅仁叫到办公室，坦诚地说:“这次会议的议题是调整税收，税收是国家主要财政收入，也涉及到工商界的利益，你尽管放言高论，不必顾忌。”

　　“税收政策是国之大策，我们指手画脚合适吗？”荣毅仁问。

　　“让你们去，就是听你们的看法的。这不是指手画脚，而是广泛讨论，力求完善。税收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也要取得合理、适度，不能太苛，亦不能太少。这个尺寸怎么把握，大家要议得细一些，深一些。”潘汉年温和地说，“我还是那句话，想说什么就说，你现在已敢于直言了，这很好嘛！”

　　（精彩下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