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20日正午，料峭的风势隐没在震天的锣鼓声和遍地的红旗中，严寒也被火热的场面减弱了不少。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召开。全市私营工商业人士和各界代表四千余人参加了大会。

　　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副主任委员荣毅仁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曹荻秋副市长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书。刘靖基、刘念义、经叔平、陈铭珊、韩志明等人，分别抬着四只扎彩的红漆藤条箱，里面放着用红布包裹的各行各业要求申请的申请书，内容千篇一律。更扎眼的是由四十名资方人员组成的军乐队齐奏小号、圆号、萨克斯管、大号、大小鼓，音节高亢明亮，踏着有节奏的脚步，在一名指挥手中灵活而富有变化的飘着流苏的银色指挥棒引导下，排列在队伍前列徐徐进行。乐曲是根据《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东方红》等歌曲的旋律改编的，资本家中不乏这方面的人才。

　　曹荻秋接过申请书，代表已调中央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但仍兼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签名盖章，接受了申请。顿时，欢呼声、鞭炮声、鼓乐声、口号声惊天动地，繁华绮丽的上海滩难得这么欢乐过。上海不少热闹，但今天的热闹是一个盛典，它是一种社会变革的合奏曲，是历史性的一幕。它意味着，私有制在这座城市已基本消除。接着是游行，上海百姓，倾巷来观。大街两旁的观众层层叠叠，沿街楼房的阳台、窗户口也都挤满了人，整个上海就像一锅水沸了似的，冬天的萧条清气一扫而光。

　　荣毅仁这一刻异常兴奋，他平时是一个冷静的人，但他今天冷静不下来。不否定在人群中有不少资本家是随大流的，是迫于形势，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工厂或商店交出去的。他们有点痛心，有的不甘心，有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他们一边喊着口号，装得兴高采烈，但内心是悲凉的。他们失去了很多，所有的荣华富贵即将随风而逝。有的回到家就哭了，痛心疾首。但荣毅仁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是真心高兴的，真心激动的，一路上呼喊着口号，把嗓子都喊哑了。

　　他们游行到外滩，在原汇丰银行所在的市委、市人委停了下来，市委书记陈丕显、副市长曹荻秋站在两侧有铜狮子的台阶上迎接他们，这幢殖民地时期的精美建筑见证了时代变迁的重要一刻。晚上是联欢会，永安百货公司的老板郭琳爽是个有名的票友，擅长京剧和粤剧。他是广东中山县人，他的父亲郭标在澳大利亚靠水果生意发家，成为华人富商。后来，应孙中山之邀，回上海南京路建了永安百货大楼。今晚，他身穿黑缎衣，头戴武生帽，手执钢刀，登台演出了一段粤剧。荣毅仁被人一再点名，上台破天荒地清唱了一段《草桥关》，获得了满堂彩。

　　对于公私合营，毛泽东是十分兴奋的，在1957年之前，他对理想社会的实验是迫切的而又不乏温情。公私合营，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实现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迈出的坚实一步。正如荣毅仁所理解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采取激烈的灭绝式的方式消灭资产阶级，而是采取相对温和的和平改造的方式来实现工商业的国有化，赎买政策就是一种带有儒家中庸之道的做法，也有点以仁得仁。

　　作为民族资本家中的先进分子，荣毅仁对合营以后的待遇并不计较，有些定息就算了。他在第一次全国人代会小组讨论时坦率地说:“自己被选为人大代表，又当上了政协委员，和同志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在上海还给我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岗位，一家团聚，生活安定，有时三朋四友小叙畅谈，处身在生产发展、国家兴旺、‘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境地，还有什么可不满足的呢？”

　　荣毅仁说的是心里话，但资本家阶层是复杂的，虽然自知不可逆潮流而动，但还是猜疑纷至，提了一大堆的想法。党内也有人对这种温和政策，对赎买政策有看法，认为对资本家过于宽容，拿定息，依然是一种变相的剥削。在工人中间，不尊重资本家、抵制资本家的事时有发生。事实说明，社会主义，绝不是一个“合”字可了之的。

　　1956年12月，全国工商联在京举行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毛泽东召集部分工商界人士交换意见。针对来自资本家和党内的截然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坚定而认真地说:“定息一定七年不变，到时候还可延长，拖到三个五年计划，带个尾巴进工会。赎买就是真正的赎买，不是欺骗的，对有抵触情绪的同志要说服，要赎买就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要虎头虎尾，不要虎头蛇尾。”

　　“资本家现在还给安排工作，有人担心，再过几年会不会被一脚踢开？”陈叔通说。他本来想说“弓藏狗烹”之类的话，但觉得太刻薄了，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毛泽东笑了，摇着头说:“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杞人忧天了，多虑了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过去和现在都起了作用，让他们要发挥老经验，还要能够发展新经验。譬如荣毅仁年纪轻轻的，精力充沛，来日方长喽，还可以学习新经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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