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学校里一片混乱，课也停了，正好空出大把时间，我就躲在里面看书。

　　记：都说大学里金融系的男生最受欢迎，哲学系的男生最不受待见，您读书那会儿是这样吗？

　　夏：那时我还算是受欢迎的那类。我本科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主修国际法。

　　记：那后来您怎么会转向研究西方哲学？

　　夏：毕业后我留校任教，被选派到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了两年马克思主义哲学。

　　1954年，我回校后开始负责恢复哲学系的工作。

　　那时主要分中国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两个方向，研究西方哲学要读大量原著，我大学里主修国际法，英语基础还不错，之后进修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又是俄语授课，有语言功底，年轻人的思想又开放，学校就决定让我来研究西方哲学。

　　记：当时西方哲学的研究现状怎样？

　　夏：一片空白。

　　当时西方哲学史的授课内容，只限于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现代西方哲学部分，被视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成为禁区。

　　记：文革期间，您也因此受到批斗？

　　夏：那时候我被套上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但事物是有两面性的。

　　此前，学校刚成立了“英美文化研究中心”，购进一大批现代西方哲学书籍，当时学校里一片混乱，课也停了，正好空出大把时间，我就躲在里面看书。所以，我很多现代西方哲学理论，其实是那时候开始积累的。

　　记：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是什么时候解禁的？

　　夏：真正解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1980年春天，当时西方哲学的学术界还是万马齐喑，但我还是鼓足勇气，一口气写了十几篇论述现代西方哲学的文章，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当时，国家也有意识地开展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教育部委托我办了两期全国现代西方哲学教育培训班，还委托我编写《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现代西方哲学的高校教材。

　　在那时，现代西方流行的几十个哲学流派，近百位哲学家的学术思想，才得以全面深入、系统地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