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除了监狱和精神病院，因为我不是犯人和精神病人，这两个地方不会接待我，那里不对公众开放，不管你想不想去。”荣毅仁满脸含笑地说。财长听后，忍俊不禁，翘了下大拇指。

　　虽然只是礼节性的造访，但荣毅仁和夫人杨鉴清穿上了很久未穿的烫得笔挺的正装，精神饱满地接待了这位财长和他的随行人员。他听得懂财长讲的英语，但他始终以中文得体地回答这个美国人含蓄的提问，他对美国人的来意抱有警觉和审视的态度，他当然不会谈到自己在“文革”中所经历的苦难，即使允许，他都不愿意说这些。不要说当时，在“文革”结束后的年度里，对外国人，不管是记者或其他什么人，他都很少提及在那个特别时代的个人遭遇，即使提到，他也是一带而过，他说过，一切都结束了、过去了，历史已翻到新一页，不要再去纠缠昨天的事，请多看看今天。当时，他确实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一点暗示都没有。但他也没有虚伪地去歌颂文革，或者表现得过分拘束、谨慎，看着中方有关人员的眼色说话。他告诉财长，他已不拿定息，他的工厂已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他受到了共产党的重用，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和纺工部副部长。

　　“那么，你现在还担任这些职位吗？”美国财长问。

　　“我暂时不上班，我身体不太好，正在疗养之中，另外，我需要学习，我具备的知识和理念需要更新，以跟上时代的进步。我想，即使在美国，一个国务卿或财政部长也是有任期的，而不是终身的。这两个职位我当的时间够长了。差不多有你们两任到三任总统的时间。”荣毅仁从容答道。

　　“你拥有庞大的产业时，可以想象你生活是非常豪华的。你觉得你现在生活得怎样？”

　　“我对目前的生活非常满意，住房是国家提供的，我有自己的专车，国家还配给我厨师、司机、家政人员，这部分费用大多数由国家支付。我和妻子的工资合起来，是普遍家庭收入的五六倍以上。我和共产党的部长的待遇不相上下，有些方面还超过他们。”

　　“你能自由地去你想去的地方吗？”

　　“当然，除了监狱和精神病院，因为我不是犯人和精神病人，这两个地方不会接待我，那里不对公众开放，不管你想不想去。”荣毅仁满脸含笑地说。财长听后，忍俊不禁，翘了下大拇指。

　　这是“文革”以来，荣毅仁第一次会见外宾，也是他解放以来，第一次会见一个美国政府官员，而且会见的时间和背景是那样特殊和敏感。荣毅仁的状态和谈话过程中的睿智让这个财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所以要见荣毅仁，是因为美国的报纸报道说，中国许多民族资本家在“文革”中遭到了整体性的毁灭，其中有不少著名的大资本家被打死了，其中就有荣毅仁。他见到了一个衣冠楚楚、谈笑风生的荣毅仁，不仅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当然也有变化，头发开始花白了，脸也瘦削了，但双眸沉静，腰干挺直，依然是很精神的样子。

　　荣毅仁心里很清楚，让美国财长踏进他的门，不是一般人做得了主的，这必定是周恩来点头的。周恩来能同意荣毅仁接待，一来是对美方要求的满足，二来也是对荣毅仁信任的一种表示。在荣毅仁处境十分艰难时，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荣毅仁保护和鼓励。在1966年11月12日，荣毅仁已受到冲击，但作为筹委会成员，还是受邀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会上，他遇见了邓颖超，邓颖超关切地询问了杨鉴清的状况，听说杨鉴清被打得起不了床，便郑重地说:“总理要你沉得住气，要经得起考验，你还是有前途的。”荣毅仁听后，心情很激动，这是文革狂飙刮起后，他第一次听到来自周总理的声音。

　　“我知道了，请邓大姐转告总理，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荣毅仁动容地说。

　　1967年6月8日，纺织部长蒋光鼐在患肝癌后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享年七十九岁。周恩来亲自参加了这位1932年1月率领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爱国将领的追悼会。周恩来见到了荣毅仁，默默地握住他的手，荣毅仁悲痛地低垂下双眼，把另一只手搭上，脸色凝重的周恩来也搭上另一只手，两双手足足握了好几分钟，什么都不用说了，荣毅仁从周总理的手掌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理解，此时无声胜有声，在那个年代，还有什么比这种施予自己的援手更珍贵的呢？他心中顿觉宽慰。

　　这一天，荣毅仁在北太平庄一家小理发店等候理发，“文革”以后，他不再上北京饭店理发了。可这时候，周总理在四处找他。原来，“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会，通报有关林彪篡党夺权、叛国出逃的有关情况。周恩来在出席人员的名单上，添上了荣毅仁的名字，可主持全国工商联日常办公事务的林文轲从中作梗，不肯通知荣毅仁。周恩来到会场上，发现荣毅仁未出席，要会议工作人员立即通知荣毅仁到会。一个多小时后，荣毅仁才接到通知，立即匆匆赶到会场。周恩来见荣毅仁来了，和气地向他点点头，请他坐下，文件传达后，周恩来讲了话，他说:“林彪一伙自我爆炸，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天地不容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他就这么去了。”

　　（精彩下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