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写作乃全球化的产物。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将全球化定义为“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使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休戚相关的整体。”我国现代性追求的曲折道路上，一直受到“西方”的影响；现代小说的兴起同样受到“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

　　改革开放让中国主动进入全球化的轨道，从经济到精神领域引发了巨大的连锁反应。文学领域最明显的标记是中西文学观念的碰撞和人才的流动，哈金、严歌苓、张翎、薛忆沩、陈河、陈谦等小说家移居“西方”。当真实的西方迎面而来，这必然给他们的生活和写作带来变化。

　　1 深情回眸

　　向着本民族的历史

　　定居海外，与国内具体的当下生活疏离往往使作家从当下题材方面后撤，转而关注大的历史事件，尤其是那些沟通两个乃至多个民族之间的事件，也可以说这就是前全球化时期处于自发状态的全球化。

　　张翎和严歌苓是北美华语写作的姐妹花。

　　《唐山大地震》和《金陵十三钗》一样，是由一个中篇《余震》经过改编电影后的再度扩写。

　　这种再生产是对消费的积极反馈，同时由于受众已通过电影的视觉艺术有所认知，要从技艺上超越中篇带来的第一印象存在很大的难度，对比《唐山大地震》与原作《余震》，就会发现作者的用心，无穷的历史沧桑氤氲字里行间——

　　首先是丰富内容，她在疼痛这一原作的基点上添加了救赎，温暖的气息流淌其中。小说将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无缝接轨，叙事更有层次错落感。母女两代命运的千回百转，引发无尽喟叹。

　　其次在叙事上，小说采用倒叙的手法，从心理病房开始，女主角小灯已经成长到地震当年母亲的年龄，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但她自杀和噩梦的缘由像迷雾一样笼罩在心理医生沃尔佛和读者心头。故事由此双线展开：一条以小灯为主，她的心理驱动是逃离，在行动上先从家乡逃到上海，后又从上海逃到加拿大，并一而再、再而三地从生逃向死，地震像噩梦一样主宰着她的人生；另一条线索以元妮为主，忏悔成为她活着的依据。她爱女儿，可是在二选一的时候她没有办法不选择儿子小达，所以她和独臂的儿子要替丈夫和女儿勇敢地活下去。元妮不肯离开老家，她要将自己的一生献祭。小人物背后是苍茫的大历史，历史巨变又渗透进人物的命运。

　　《唐山大地震》叙事聚焦于人物的创伤心理，小灯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打开了从7岁地震那年就关闭的心扉，远渡重洋回到故土寻找自己的亲生母亲，并原谅当年试图侵犯她的养父。母亲元妮也搬进了新家，过上了新的生活。

　　这决不是廉价的安慰，这种灵魂的救赎经过巨大的心灵付出。

　　《金陵十三钗》经张艺谋搬上银幕之后，严歌苓对原中篇小说进行扩充。

　　严歌苓曾谈到该小说创作起因是读到《魏特林日记》，魏特林日记本身显示日军挑选妓女时魏特林本人并不在现场，这就为小说叙事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小说以女学生书娟的视角展示了南京大屠杀时期身处边缘的妓女如何挺身而出去迎接危难。

　　教堂、白人神甫、赞美诗这些与宗教相关的符号在大屠杀的大环境中形成浓厚的救赎氛围，妓女代替女学生去赴难就具有了情感基础，妓女的选择也具有自我救赎的升华作用。

　　《魏特林日记》还催生了哈金的《南京安魂曲》。

　　哈金说自己是在改了30多遍之后才找到一种妥帖的叙述方式，由安玲以“我”的口吻讲述，第一人称叙事具有亲历感。

　　安玲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妇女，复杂的是，她丈夫与儿子跟日本纠葛颇深，她的儿子在日本留学与一日本女子结婚并生育一子，最后被迫为日军作战。战时，金陵女子学院的吴校长将学校托付给她，安玲和小说的主人公明妮一起，勉力经营着战时的金陵女子学院，同时经受了罪恶与大爱的两极风雨。

　　薛忆沩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是全球化的最佳注释。

　　这是薛忆沩第三次以白求恩为题材的创作，这部作品由叙述者写给“亲爱的白求恩大夫”的三十二封长信构成。这个长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虚构的书信集，袒露了作家内心的对话欲望——这既是虚构艺术对真实的追求和戏仿，也是历史与现实、中国与西方的对话。

　　在中国，白求恩是位于马、恩、列之后的知名度最高的老外之一，并随着“老三篇”进入课堂和家庭，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教父”。这个闪闪发光的政治符号遮蔽了白求恩本人孤独而凄凉的异乡生活。

　　2 阿喜上学

　　中西文化的穿越之旅

　　这些作家的作品，普遍舍弃了单向度的故事讲述方式。这既方便在中西文化之间自由穿梭，也是现代小说的影响。

　　严歌苓注重叙事者与历史的对话，如《扶桑》中叙述人为第五代的留学者，“我”与隔着一百多本史书的扶桑站在历史隧道两头对话，具有纵深感的历史回声撞击读者的心灵。哈金的小说侧重结构，多线展开。薛忆沩格外着迷于叙事形式和语言的多义，对比、隐喻等修辞方式大规模的使用扩大了文本的外延。

　　下面我要着重谈谈张翎，她的小说既空灵又充实，既有丰富的情感又有理性的思考。《一个夏天的故事》集中展现了张翎的叙事艺术：

　　一是她对故事的讲述方式，她几乎不使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她将复调用于叙事结构之中，多线并进，互相交织，交织成叙事张力，多维空间制造复杂的美感方式；

　　二是她的写作跨度很大，中、西文化以及传统、现代的交集成为她的创作一个显著的特点，英美文学专业出身，长年在北美生活，这种旅居西方的经历开阔了她的视野，丰富了她的思想，促使她在小说写作中不断地思考中西文化的异同、刺激与融合。她的叙述有一个明晰的特点，“脚踏两只船”，就像一位艄公不知疲倦地在河流的中、西两岸摆渡、自由穿梭。

　　三是她的留白技巧，这种叙述的留白来自于中国古代诗、画的传统与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遇合，这种文本结构方式营造了空灵的境界，而她对知识不懈追求的态度使她的细节经得起史家的考证，形成虚实相生的美学效果。

　　哲学家西蒙娜·薇依说：“爱的可能性，高于恶的现实。”这正是我们需要文学需要再建想象世界的原因。

　　张翎的中篇《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与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一样，叙事人由“恶的现实”出发，最后抵达的却是“爱的可能性”。

　　迟子建是让叙事者一个人带着悲伤的眼睛去邂逅在北方小镇乌塘的一系列悲剧；张翎将失意的沁园放在一个从巴黎出发的华人旅行团中，故事顺着“九日八夜东欧浪漫之旅”展开，既有的历史掌故与团友的记忆。在异地的咖啡馆中，袁导、沁园、红衣女子，相恋的情人、徐老师都以第三人称将自己“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和盘托出，最终，“爱的可能性”战胜了黑暗，照耀游人回家的脚步。

　　《一个夏天的故事》是个寒冷而残忍的成长故事。重大的历史命题被轻巧地安装进“一个夏天”，通过一对姐妹的成长来展现。

　　《阿喜上学》可解读为中华民族经历全球化的开端。

　　在传统中国，女性一生最安全的命运就是躲在“闺阁”中用丝线编织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想像聊以自慰。但是“西方”以“一间自己的屋子”瓦解了东方女性的神秘的见不得光的“闺阁”，阿喜力争从中国的隐蔽黑暗的“阁楼”走到西方光明的“屋子”里来。

　　到中国乡村传教的嬷嬷最先教给阿喜几句简单的英文，并告诉她金山女仔上学堂的事实，这成为她对遥远的“咸水埠”（温哥华）的最初想象，是西方的女权成果意外地刺激了中国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像所有“乡土中国”的女子一样，阿喜要承担起中国女性的共同命运，遵循“三纲五常”。“在家从父”的律令让她还未与未婚夫见面即成寡妇，并背负“克夫”之名。母亲虽然裹小脚，但对家族曾经辉煌历史的记忆使她坚持不愿让阿喜做亡夫兄长阿元的“小”，代价是必须返还高额的过埠费。从此阿喜成了“阿爸装气话的篓子，阿妈擦眼泪的帕子，阿文阿武上茅房拉屎垫脚的石头”，而且她不能为自己哭泣，只能向菩萨许愿。

　　《阿喜上学》展现20世纪初的移民加拿大的开平女孩在一个“他者”的世界中的生活境况以及命运的意外转折。也显示了上个世纪初满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移民们艰辛的生活以及所受的种种屈辱，皆与民族国家的卑微命运息息相关，阿喜没有像《沉沦》中的“我”一样嚎叫，女性没有嚎叫的权力，但“上学”像种子根植在阿喜心中。

　　女性命运的转变深深地依赖知识，仰赖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这才使今天蔚为壮观的女性写作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