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网络上，依然能下载到文学杂志《当代》1983年第二期的内容。第38页，刊登着李杭育的重要作品《最后一个渔佬儿》。

　　结尾的作者简介，不到三行：李杭育，男，26岁，浙江杭州人。1978年进杭州大学中文系学习，开始从事业余创作。

　　那时，在浙江文坛，他比任何一个同龄的文学青年都要“不得了”。 “葛川江系列”的最初三篇小说，《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个渔佬儿》和《沙灶遗风》，已经发表在三家顶级的文学期刊上。年轻的李杭育，心里正期待着各路声音奔涌而来。

　　谁知道，1984年，等来的是一场缄默。这一年，《沙灶遗风》更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成为第一个走出浙江的作家。然而，来自主流文学评论的声音，却始终闷在喉中。

　　记者（以下简称记）：为什么要选取1984年，作为你的文学回忆点？

　　李杭育（以下简称李）：对我一生、对当代文学，这都是极其重要的一年。1月，我女儿出生；3月，我获了全国性的文学奖；7月，我开了至今唯一一次小说研讨会。年底，还有3件事，一，我调到杭州文联做专业作家了。这也是我1984年最纠结的事情，在富阳，领导动员我当官，但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专业写作，所以，我没留在富阳。二，中国当代文学上很重要的事——“杭州会议”，我是牵线者和操办者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写下当年的真实。中国一些当代作家，有矫情的一面，他们不太愿意承认自己向谁学过。我愿意说。

　　记：当时，26岁的你，受了哪些人的影响？

　　李：1984年之前，有三个作家对我影响很深。一个是海明威，第二个是沈从文；还有一个，知道的人不多，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写短篇小说的，他的小说结尾很精彩，戛然而止，但又很有味道，比如《罗马故事》。

　　但到了1984年，又有两个人开始影响我。首先是马尔克斯，超现实主义。但我更向往的，是威廉·福克纳。我写“葛川江系列”，他也写系列，但是我想学他没学好，所以后来不写了。

　　还有件事，他们更不太愿意说：我极为在意评论家怎么评论我。阎纲（评论家）他们那时候不理我，我急死了。

　　记：为什么这么急？

　　李：我的“葛川江系列小说”是1983年发表的。之前，文坛上讨论的小说，大多近乎讨论时事政治，且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圆规矩之内。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在这个范围内。我当时觉得很孤独，这来自不能融入文坛主流话题的那种被排斥、被疏离的感觉。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寻根”的根本原因——我得给自己另起炉灶，另开话题。

　　记：跳出主流语境的行为，就是你的“葛川江小说”？

　　李：“葛川江小说”差不多是第一个跳出这个话语圈子的，或者说，是成系列地跳出。但是，当时的评论界大腕，都在北京，比如阎纲、陈丹晨、刘锡诚等，1984年上半年，让我感到失落的是，他们对我这种现象失语了。既没说我不好，也没说我好，不置一词。

　　但是，这失语的两年太重要了。因为此时，上海的一些年轻评论家已经开始露出苗头，比如吴亮、程德培。

　　记：那年7月27日到8月3日，杭州文联在新安江边，给你开了小说研讨会。你在文章里说，开了研讨会，你暂时不再孤独了，为什么？

　　李：研讨会上，我把疑虑告诉了程德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们没想好怎么说你。

　　这句话很朴实，背后却蕴藏着非常深刻的东西。我们都预示到，中国文学将要发生些什么。

　　记：这说明你的“另起炉灶”成功了。

　　李：这也是研讨会给我的第三个收获。研讨会之后，我写了一篇《葛川江文化观》，开始为自己张目，要在“葛川江”这个朴素的名称之外另建一个看上去更有理论性的说法。这是“寻根”的先声。

　　记：“寻根”，就是另起炉灶，你对它的解释是：脱离意识形态语境回到文学的自身，进而是人类生活的本真。如此，“寻根”才有意义。这让我豁然开朗。很多人对 “寻根”的意思，一直有误解。

　　李：寻根并不是说，我在农村生活之后写的小说，寻根，一定是放在世界文学环境中的反思。1985年，我在文章《小说自白》里就说得很清楚，我主张的小说，是特异身材，不是标准身材，是要突破常规的。

　　记：所以，“另起炉灶”成功后，写什么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是怎么写。

　　李：对。是老实巴交的现实主义传统，还是借鉴谁呢？我想每个人都在酝酿。　　 本报记者 马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