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与闵泳翊

　　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传奇

　　吴昌硕对近代篆刻艺术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他进一步发展了浙派“印从书出”的印学观念，把冲刀的猛利、挺劲、爽快与切刀的含蓄、浑朴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冲切结合的刀法。他还从秦汉古印中汲取灵感，辅之以敲、击、凿、磨，或借用砂石、鞋底、钉头等，追求线条残缺斑驳的金石味道，极大地丰富了篆刻艺术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自己古朴、含蓄、浑厚、苍拙的审美特质，“自我作古空群雄”（吴昌硕《刻印》诗），正是其艺术精神的生动写照。

　　本次展览共展出印章60方，其中自用名号印及闲章28方，其余都是为其友人所刻，包括闵泳翊、高邕、王震、商言志、张钧衡、陆恢、褚德彝等。其中，仅为韩国友人闵泳翊所刻的印章，浙江省博物馆就收藏有七方。

　　闵泳翊（1860－1914），字遇鸿﹑子相，号园丁﹑芸楣﹑石尊者﹑石韫﹑薮石亭长等，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明成皇后（闵妃）唯一的侄子，也是闵氏外戚势力中最具实权的政治人物之一。他18岁进士及第，21岁负责组建朝鲜新军别技军，23岁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出访欧美，考察新政，回国后又官至亲军营右营使的要职。纵观闵泳翊前半生的宦途履历，可谓少年得志，一路腾达，然而，他的后半生却异常的坎坷，充满血泪与辛酸。

　　十九世纪后期，在韩廷内部，主张凭靠中国，维持现制度的“事大派”和主张仿效日本，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开化派”，两股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已日趋白热化。1884年，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人发动政变，史称甲申政变。在这次政变中，闵泳翊的父亲闵台镐遇害，他本人也被砍成重伤。多年以后，闵泳翊曾请吴昌硕刻有“甲申十月，园丁再生”一印，即是为了纪念这段大难不死的经历。

　　1895年10月，闵妃在“乙未事变”中被日本人杀害，闵泳翊自此也失去了在政治上的最后靠山，此后便长年流亡上海，并在沪上筑“千寻竹斋”，以书画自娱。1914年7月7日，因肝病在上海去世，享年仅54岁。

　　闵泳翊不仅是李朝后期权倾朝野的政治人物，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文人画家，尤其擅长画兰，在当时与大院君并称为画兰双璧。他的画风后为金容镇、徐丙五等画家所继承，成为韩国现代绘画史上著名的“云楣画派”，影响深远。

　　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吴昌硕行草题《海隅三丐图》诗翰轴，作于1899年秋，也即吴昌硕赴任安东县令前夕。所谓“海隅三丐”，指吴昌硕、高邕、闵泳翊三人，因吴昌硕自称印丐，高邕称书丐，闵泳翊称兰丐，当时就有人戏作《海隅三丐图》，并请吴昌硕题诗。吴昌硕在诗后的小跋中，对闵氏兰画褒赞有加： “兰丐，朝鲜大官。以彼国内乱，弃职浪游闽粤吴越间。善写兰，自号兰丐。伸楮泼墨，奇气拂拂出指端。盖其郁勃之兴，幽忧之思，一于兰发之。近世以纤柔之笔谬风韵者，不敢望其肩背，青藤白石其流亚耶！”

　　闵泳翊与吴昌硕两人相识三十余载，彼此交往甚契。闵泳翊笃嗜吴昌硕一路篆刻风格，吴昌硕曾先后为他刻过三百多方印章，这也是缶翁一生中为个人刻印最多的一位。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吴昌硕刻赠闵泳翊的这七方印章：“薮石亭”、“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园丁墨戏”、“闵泳翊一字园丁”、“石韫盦主”、“薮石亭长”、“泳翊之印”，在吴昌硕篆刻作品中都属于上乘之作，记载了中韩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闵泳翊虽只是一位亡命异乡的退隐政客，但经济上却是相当富裕。据史料记载，他曾一度垄断了当时朝鲜红参输华的特权，从中获取了大量的利润，甚至还曾在上海开办有一家银行，娶了一位中国女子为妾。闵泳翊又爱好风雅，善于交际。据《海上墨林》记载：当时他在上海的居所“千寻竹斋”，逢星期日“辄招书画名流，宴集寓庐，流连文翰以为乐。”这对于沪上诸多贫寒的书画家来说，真可谓一位求之不得的艺术赞助者。

　　我们知道，吴昌硕早年生活一直困顿颠沛，如同大多数落魄的读书人一样，他曾幻想通过纳捐补缺的方式，来获取功名。39岁那年，由朋友出资，“纳栗出为佐贰”，但收入微薄，“胡为二十载，日被饥来驱”（吴昌硕《饥看天图自题诗》），故自嘲为“酸寒尉”。于是，希望能进一步加捐知县，以赡家给。为此，他四处奔走，有意识地结识权贵富商，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赏识与资助。在吴昌硕的诸多艺术门类中，篆刻是成名最早的，诸宗元《缶庐先生小传》云：“初先生以篆刻名于世，晚复肆力于书画”，因而，以印为介，谋人办事，也便在情理之中。如他在北京叩拜翁同龢，即先送上自己的刻印和诗集。这一时期，又曾先后为张之洞、盛宣怀、吴大澂等朝中大员刻过印章。上海博物馆孙慰祖先生指出“闵氏原是皇室外戚和勋臣，他亡命上海是‘携帑’而来，这样可观的数量当然主要是付润索刻的”。

　　笔者也认为，吴昌硕与闵泳翊早年交往的性质，不会仅只是单纯的艺友关系。在“十亩园丁，五湖印丐”一印边款中，我们一睹他因篆刻润例收入大增而欣喜若狂的情形：“使刻印钱胜彼屠，天地庐，买酒相呼。”印文中“十亩园丁”即指闵泳翊（号园丁），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也许正是两人相识之初，吴昌硕为闵泳翊刻印，后者出手甚为阔绰，故而让穷困寒酸惯了的吴昌硕，一时会有如此展颜疏狂之举。吴昌硕为闵泳翊刻了300多方印章，数量之巨，令人咋舌，可以推断，闵泳翊给予吴昌硕财力上的支持，不会只是个小数目。

　　1911年夏，吴昌硕正式移家上海，1913年初春，由王一亭介绍，迁北山西路923号（今山西北路），而闵泳翊的住所“千寻竹斋”，位于北京路瑞康里766号（今北京东路），从民国初年的上海地图上看，两家住址仅隔了条苏州河，相距不远，这客观上或许也为彼此间的交往创造了一个便利条件。此时，两人同为遗老身份，一个怀着亡国之痛，暴饮暴食，意志消沉；一个不满于辛亥后的时局，年逾花甲，又体弱多病，彼此同命相怜，感情日笃便不难理解。吴昌硕有一方“园丁课兰”朱文印，从印风看大约刻于70岁左右，边款云：“园丁近况，苦铁知之，为之治石”，寥寥数语，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闵泳翊去世后，秘密发葬，未及告之吴昌硕，缶翁事后闻之，不禁为“只恨弥留之际欠一面”而“涕泗滂沱”。《挽兰丐》一诗中云：“天涯回首谈性情，樵青涤器烹中冷。而今宛如折足铛，安得专气致柔养长生。君隔蓬莱弱水，望我颜色红如婴”，感情真挚，读之令人动容。在闵泳翊去世四年后的1918年，吴昌硕还为缅怀好友而刻有一方“兰涯”印，此印也成为两人一生友情的最后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