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于我是一本有缘之书。早在浙大读中文系时，研究清诗的老师朱则杰竟要我们效仿金圣叹“雪夜读禁书”，此“禁书”正是老师提供的。于是，我读完了惊世骇俗的足本《金瓶梅》。

　　时隔多少年，去年秋风里，在京城的格非跟我说起快要完结一本“写《金瓶梅》的书”。后来，我终于也等不及新书上市，向格非要来电子版先睹为快。

　　此后《雪隐鹭鸶》出世，不仅《金瓶梅》和《雪隐鹭鸶》不能隐，连格非自己都不可能隐了：他感叹要赶快忘掉这本书，才能再写别的。

　　不过我们早就约好要好好谈谈这本书的。

　　首先，《金瓶梅》里的运河，是我们共同的敏感点。有十六世纪的京杭大运河，才有运河码头的临清。格非慧眼从《金瓶梅》中频频写到的临清钞关，识出《金瓶梅》“假托于宋，实写晚明”。正是十六世纪后晚明时期的运河漕运，才将西门庆的生意一路从临清牵扯到杭嘉湖一带。苏州，杭州，湖州，西门庆的货船都来过，他的财富梦也曾到过。

　　要回山东临清，得经过我故乡的运河边古镇塘栖，小时候，三言二拍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改编成电影《杜十娘》，就在我家附近的河边取景拍摄，一时盛况。再北上，也得经过格非的故乡江苏丹徒的运河。此外，西门家的生意还做到了浙江的古严州府一带。

　　正是大运河成功申遗之年，对运河的敏感，也使我想探问一条河对晚明世风的影响。

　　在《金瓶梅》之前，凌濛初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中，就有很多处对运河沿岸码头的世情描写：因为商品经济的发达，个体工商的兴盛，明初运河边就已产生沈万三这样的巨贾，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使原本重农轻商社会的种种礼法的枷锁有些松动：金钱、欲望的表达在市井社会于是渐有了一些空间。明末清初产生了颇多的以警世说教，实则金钱情色暗涌的文学作品，或许在这种大背景中，才出现了一部干脆连警世说教的幌子都懒得打的《金瓶梅》。《金瓶梅》的世界是礼崩乐坏的，其实明末文人的生活也是普遍奢糜的，就像张岱李渔袁宏道这些风雅文人，他们在明亡之前的私生活，也曾是鲜衣华服，呼奴蓄婢，造园及戏班盛行。

　　没有运河，淮安和临清不可能成为商业重镇，《雪隐鹭鸶》中提到，当时八大钞关有七个就在运河沿线。运河的繁荣，运河沿线民风的淫逸，欲望的赤裸，或许比其他地区更盛。因为资本总是以自己的逻辑谛造附属的人性：比如对财与色的贪婪。这种人性的张扬，是有别于晚明之前的传统农业社会的。《金瓶梅》中，西门庆及弟兄、潘金莲、李瓶儿诸男女非常直露的，不再压抑的欲望诉求，跟从前以儒家思想为本的中国社会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世风的变化跟运河文明的发展到底有多少关系呢？运河与非运河流域在明末的世风人情上有多大的区别，仍然不能妄下结论。

　　格非对西门庆家盛衰史的洞察是入木的，他看到明代时候的商业社会跟今天的完善的商业社会是完全不同的，《金瓶梅》中虽也出现全民皆商的现象，在运河沿岸这些地区有如此浓烈的商业氛围，会以为商人作为新势力势不可挡，但西门庆家的财富都在流通之中，聚散又尽在朝夕。西门大官人一死，呼啦啦大厦将倾。

　　西门庆的财富链条又是非常脆弱的，因他还是处于宗法制的社会中。人不在了，财就散了，没法成为“恒产”。但在这种脆弱中，社会的新因素已经一一冒出，它导致晚明的社会转型：价值观在变，同时社会的风气，人们的道德观都在变化之中。

　　格非喜欢说西门庆是个浅人，绣像本《金瓶梅》的批注者李渔也这么说。西门庆身上似乎已经表现出近代社会的契约精神，但他依然是个浅人。财富给他带来巨大的幻觉，他以为西门家的财富帝国会一直延续。这种幻觉使人变得浅薄，财富也带给他巨大的虚妄。他看不清当时社会阶层之间的上升通道其实并不通畅，他只能攀爬到哪一步而止。

　　又谈及《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互相对照关系。《红楼梦》和《金瓶梅》，一个是贵族荣衰记，一个是小市民荣衰记，是不同阶层的“盛衰记”。读完《雪隐鹭鸶》，我有一个狂想，假想把《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人物进行阶级互换，将大观园的公子小姐们放到西门庆的院子里去，把西门家的男女们穿越至荣宁二府，人物们的命运会再现怎样的戏剧性？我将春梅和探春配对，觉得她们如此相似，格非说这样的狂想很有道理。他自己也认为西门庆的影子分别投射到了贾宝玉和贾琏身上。曾有前人批注《金瓶梅》，说贾琏要是身在贫寒之家，琏就死矣。贾珍与秦可卿天香楼的乱伦事，也只有在贾府这样的大家族中才能盖得住，管不住的只是老佣人的醉骂而已，要换在市井之家，早就满城风雨了吧，门庭浅门坎也浅，又怎么捂得住？

　　因为《金瓶梅》的文本之美，我们似乎感受到了西门家在生活上的附庸风雅。这“风雅”的错觉，果然也有客观因素的。格非的书中提到，在宋之前曾局限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那一种仪式化的“赏心乐事”，到《金瓶梅》的时代，已开始向新兴商人阶层蔓延了。

　　但格非又一语惊醒梦中人。《金瓶梅》中的“赏心乐事”其实并无高雅趣味，只是普通人的吹拉弹唱而已。只要跟《红楼梦》一对照，你才发现那个时代贵族与平民的巨大阶级差异。黛玉的拈酸与金莲的吃醋，都是女子，可又有天壤之别的啊。

　　16世纪以来东西方各社会制度中，都曾有贵族与新富阶层金钱与门第的联姻，西门庆本来给女儿西门大姐结了门好亲事，女婿陈敬济之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的亲家陈洪，怎奈很快获罪败落。西门庆连普通的小家碧玉都攀附不上，淫的都是下等阶层的女子。这似乎也给出了西门庆作为暴发户的真相：他的社会地位，或者说精神地位是不高的。

　　跟《红楼梦》一比，西门庆的享乐实为寒酸，《红楼梦》的人物自天上来，《金瓶梅》的人物就像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金瓶梅》中的物质就是物质，物质性没有附带更多的东西，而《红楼梦》中的物质不仅是物质，还是文化，是符号和象征。贾府烧个茄子，要大量的东西来炖。这种过分，挥霍，都不是西门家可以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