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7日，第一个到达陕北的作家丁玲，收到了一张粉红色的请柬。

　　16开大小，油印，竖排。延安的纸张异常紧缺，这个时候能得到这么一张考究的请柬，可见邀请人的重视。

　　头发剪得像男人一样短的丁玲，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骄傲。

　　就在同一天，艾青、萧军、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也收到了这封豪华请柬。大家都在期待几天后的“开个会，讲讲话”。

　　72年前，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实际上一共开了3次：1942年5月2日、16日和23日。大家谈得怎么样？

　　记者专访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的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忠，回望发生在“延安第一小洋楼”杨家岭会议室里，那些生动的画面。

　　艾青的三斤肉，妻子的小米饭

　　这间会议室，不到120平方米，平时是食堂，空气里隐约还飘着一股油烟味。大家三四个人一排，挤在平时吃饭的长条凳上，等着会议开始。

　　闻到这股味道，挤在其中的艾青，心里是有疙瘩的。

　　1941年年初，他从重庆到延安，在吃食上享受了中灶待遇：每个月三斤肉，每天一斤蔬菜，一斤粮食，一半细粮一半粗粮。这些伙食，是特供给艾青这位高级文化人本人的，所以，他无法分给妻子和孩子，妻儿只能吃大灶里的小米饭。

　　这场会议之所以召开的原因之一，很大程度上是作家和艺术家们发现，“红色之都”延安社会的不平等、性别歧视、压制个性、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现象，普遍存在。就连穿衣也要分等级配给，战士和学生穿土布，一般干部穿平纹布，延安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给领导和高级知识分子穿，俗称“干部服”。这些现象刺激了知识分子的情结，他们在小说、杂文中时常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的“不平等制度”。

　　于是，他们希望拿起手中的笔，揭示机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批评军中老干部的粗俗行为，暴露延安生活中“黑暗面”。然而，究竟该“歌颂”还是“暴露”，在当时又引发了争论。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艾青记得，他曾这样建议毛泽东。没想到，还成了真。

　　毛泽东进来了。

　　有些人他认识，一一打招呼，看到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秘书长于黑丁，他开起了玩笑：“黑丁，黑丁——你并不黑哟！”

　　有人发现，毛泽东两条肥大的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上身薄薄的灰布棉袄肘弯处露出棉絮。

　　这一天，毛泽东做了“引言”。讲话中，隐隐传来国民党军队的炮声，到过前线的人习以为常，一直在后方的人难免有些担心。于是，一张叠好的小纸条，传到了讲台前。

　　毛泽东暂停了讲话，仔细看了看，清清嗓子，岔开话题：“大家不要担心，炮声离我们还远着呢，前方有联防军在保护着我们，所以呀，我奉劝大家两点，一是母鸡不要杀了，留着下蛋；二是娃娃不要送给老乡，还是自己抚养好。如果前方抵挡不住，我还可以带你们钻山沟嘛！”

　　坐在离主席台最近一排的白朗，就是电影《黄金时代》里，田原演的女文青，顽皮地发问：“主席，今天是不是要请我们吃一顿？”毛泽东笑着回答：“小米饭是有的。”

　　其实，整个座谈会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三餐，并不是小米饭，而是延安难得一见的大米饭，外加红烧肉和红烧鸡。

　　萧军“放炮”，欧阳山的“文学课”

　　玩笑开好，大家要准备发言了。谁先说呢？此时，有点冷场。

　　毛泽东建议，萧军第一个说，因为，除了艾青，他最早和毛泽东聊起关于文艺政策的话题。

　　“女汉子”丁玲见状，马上附和：“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

　　萧军是个火药性子，不吃客套和谦让这一套，他之前还因为“秉性耿直”这个理由，担心到时控制不了自己，引起冲突，拒绝来开会。这下好了，大家都“鼓励”他放炮，他索性从座位上站起，挽了挽袖子，滔滔不绝：

　　“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他的讲话很长，一边说一边喝水，一大壶凉开水被他喝个精光，毛泽东马上让人去外面给他打水，自己则不停记着萧军的“口无遮拦”。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有点忍不住了，站起来反驳。而作为萧军的小伙伴，罗烽本来就爱憎分明，豪侠仗义，有主张“暴露黑暗”的倾向，他在萧军发言之后，立即站出来“附和”。

　　不管是这一次，还是第二次会议，萧军的“火焰”一直没有熄灭，激烈程度甚至超过前一次。他和罗烽、艾青等人认为，从文学的人性和审美角度，人性是文艺的永恒主题，人类之爱是文艺的基本出发点。

　　有人放炮，也有人周圆。

　　作家欧阳山的发言，像是一堂文学课。他说到托尔斯泰、别林斯基、罗曼·罗兰等人，还大谈特谈现实主义、阶级性、形象性、典型性等问题。开始时，人们还能耐住性子静静地听，讲了一个多小时后，便有人耐不住了，高声喊道：“主席，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

　　这么一叫，大家都笑了，欧阳山只好暂停。胡乔木在回忆录里，也不忘“补刀”：“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大家不满。”

　　徐特立靠边站，丁玲直奔主题

　　今天看来，萧军的话多少有些跑题，而且桀骜不驯，但是，刘忠说，在这场座谈会上，每个人都无拘无束地讲出自己的观点，甚至争论不休，讲完之后，也没有任何人追究责任。

　　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听完萧军的“放炮”，毛泽东会心一笑。

　　这样的会心一笑，出现了多次。

　　轮到丁玲发言了。大家都知道，促成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她写的《“三八节”有感》是一个重磅炸弹。她以批判的笔触，揭示了女性在延安的困惑和遭际。当时，38岁的丁玲刚刚力排众议，嫁给比她小13岁的陈明，但在延安，大多数女性无法像丁玲这样如此潇洒地“我的青春我做主”。

　　这又是一个“不服从”的主。她要发言了，自然不会打马虎眼，直奔主题。

　　“文艺到底应该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呢？还是如有人讲的‘一半对一半’呢？我想：对于光明的进步的，当然应该给以热情的讴歌；但对黑暗的阻碍进步的现象，我们决不能放下武器，袖手旁观，应该无情地暴露它。”

　　毛泽东又是会心一笑。第三次会议做结论时，他采纳了丁玲的意见，并有一些修正。

　　那天，大家知道毛泽东要做“结论”讲话，来的人特别多。徐特立来晚了，没有座位，大家纷纷让座给这位延安“五老”之一。可是，他坚持转到靠墙边的窗户，伸手一撑，很轻巧地坐在窗台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再摸出一截寸长的铅笔头，用舌头舔一舔笔尖，做起了笔记。

　　这天，大家按照惯例要来个合影。100多人的大合影就这么随便站，随便坐，谁愿意坐前排中央位置都可以。刘白羽是个大个子，身体重，一不小心把马扎给压塌了，仰面朝天，大家一阵哄笑，眼光都转向他。

　　刚好，带了相机站在一旁的郑景康，抢拍下了这个场面，留下了座谈会合影的另外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