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 李泽厚移居美国， 淡出中国思想界。

　　如今这位84岁的老人，在科罗拉多州颐养天年，偶尔接待来自国内外的朋友。晚晴岁月，一边伏案不止，一边关注中国和世界。

　　“他一直都很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各种社会热点。”李泽厚的弟子，哲学家赵士林这样说。他们时常通过邮件探讨问题，李泽厚总是会表达独特的见解。

　　一直到现在，李泽厚也不甘寂寞。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7大卷《李泽厚对话集》。他即将要出版的还有《哲学纲要》和《论语今读》，这两部作品都是修订再版。

　　不久前，他在美国出版了《回应桑德尔及其他》。哈佛公开课让桑德尔的大名一路扬到中国，粉丝万千，李泽厚写了一本书与他辩论，这是哲学家与哲学家的对话。

　　《李泽厚对话集》的责任编辑申作宏，从2013年底至今，与李泽厚先生通过五十多封电子邮件，特别是李先生暑期在京居住期间，他曾去闹市中静逸的老胡同拜访几次，申作宏对记者说他心目中的是一位高山仰止的思想大家，而坐在对面的老人温和，谈笑风生。

　　“当我第一次拜见李先生时，心中的第一感觉竟然是有些失望。在李先生的家中，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很小的客厅，只能摆下一张三人组沙发，厅的墙上挂着冯友兰送的对联‘刚日读史柔日读经，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洁净但一看风格明显是上世纪80年代产品的冰箱、书桌，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上世纪80年代万人追随的‘青年导师’居住的竟然有些寒酸，时空似乎又回到了80年代。当李先生很热情地端出已切好的西瓜说：‘知道你们要来，早就切好了的。天太热，请吃吧。吃完再聊。’李先生热切的话语立刻将我溜出心窍的灵魂唤回，消除了我刚进来时事先存有的对大思想家的敬畏感，于是谈风顿生，谈兴渐浓。我们谈书稿的修改、谈最新思想学术的前沿、谈新近出版的有影响的图书，李泽厚充满性情一面充分展示出来，不时的大笑打破了老胡同的宁静。”申作宏如是回忆道。

　　在与李先生来往邮件的文字中，申作宏明显地读出并感受到李泽厚为人的亲和敦厚，他是宽容、平等、谦逊地与一个晚辈沟通。

　　在与责编讨论书名时，李泽厚写道：“我之不另起书名，是因为想用几个字概括一个时代或一个时代的所写是很难甚或很蠢的事，而且容易产生误导。不如书名就是《李泽厚对话集·八十年代》、《李泽厚对话集·九十年代》、《李泽厚对话集·廿一世纪》等等，这很清楚，有时代变换感，会引起兴趣。”

　　本报记者日前通过中华书局，联系上了正在大洋彼岸的李先生，对于本报记者的问候，李先生表达了他的谢意。对于本报的提问，除了李先生已经在各种场合作过回答的，其他问题由他非常密切的大弟子赵士林先生代为作答。

理性看待时下的各种“热”

　　钱江晚报：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过读萨特、弗洛伊德和尼采等人的热潮，您觉得这样的文化热潮有没有可能在近期再次发生？文化热能重现吗？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现在流行“国学热”。国学若真的热起来，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 关键是我不知道“国学”究竟指的是什么东西。某些学者只是做一些表面工作， 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能在理论上提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在实践上能做出一些范本， 那就非常好。但现在实际上是让孩子记这个记那个， 理论上绕来绕去还是讲原来那些东西。你说未来的孩子如何跟世界接轨？头脑里记的那些四书五经就可以接轨？不可能吧。

　　以前流行反传统的时候， 人们骂中国文化骂得一塌糊涂， 对传统一概否定， 那时候我写《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多少人骂！现在“国学热”了， 我又挨骂， 因为我不赞成搞这些东西。如果五四的时候叫“启蒙”，现在这就叫做“蒙启”——把启开过的蒙再蒙起来。

　　我要指出的是， 今天的青年人要汲取历史的教训， 对一切“热”， 如“国学热”、“孔子热” 等， 都要持建设性的理性态度。虽然今天的问题、现实和对象又都不一样了， 但理性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仍是需要一以贯之的。

　　赵士林（以下简称赵）：文化热已经形成，但不是上世纪80年代那种文化热。80年代的文化热是西学热，今天的文化热是国学热。

　　80年代，在为改革开放提供精神动力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掀起了文化讨论的热潮，即所谓“文化热”。当时的很多学者特别是年轻人认为之所以发生“文革”那样的十年浩劫，思想文化之源仍是专制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80年代的文化热其实是西学热，它针对的是“文革”达到顶峰时封闭僵化的文化政策、文字狱和思想统治，同时为改革开放引进思想资源，这是西方思想家受到青睐的时代原因。今天，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国力的增长，传统文化的弘扬也成为时代呼声。特别是官方有意识地将弘扬传统文化作为提高民族凝聚力的精神资源，为传统文化热潮即所谓“国学热”提供了气候和条件。从“西学热”到“国学热”，体现了复杂深刻的时代变迁。

商业巨子，能不能做“精神领袖”

　　钱江晚报：上世纪80年代人们称您为“精神领袖”，那时候人们崇拜思想者，而今天如果马云去北大，估计也是万人空巷。似乎经济领域成功的人更容易成为大众宠儿，他们的语录式谈话也被奉为“圣经”，很多企业家的荣耀似乎和当年的思想者差不多，您觉得这对大众来说是得多还是失多？

　　李：早就有人说我是“精神领袖”。在80年代这样说是一种表扬， 但在90年代， 是用这话骂我、批判我。不过， 我坚持认为， 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而已。

　　任何一种社会进步都要付出代价， 比如经济发展了，“四星高照”（指影星、歌星、体育明星、节目主持星）现象就是一种代价， 这很正常。70年代末， 我就鼓励一批知识分子去经商、去下海、去提高整个商界的知识水平， 当时这观点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年轻人不一定都当学者，做企业家也很好。我认为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真正的核心、骨干力量， 而不是学者。中国传统讲“生生之谓德”， 在保证生存、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有精神世界。老板赚了钱， 他自然会想， 赚钱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人活着”是首要的问题， 离开人活着这个基础， 谈善恶美丑都没意义。在人活着这个前提下， 大家才会问怎么活、活在哪个境界里的问题。

　　赵：思想家的魅力在商业社会肯定要失去光泽，商业成功人士自然是商业时代的偶像。但从人类文化的积淀来说，思想家肯定是人类文明的峰巅。80年代到今天，青年人的心态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家国天下的情怀到功利主义的追求，体现了社会的“同质化”困境。同质化的时代，更需要思想的追求，情感的升华，防止被哈贝马斯所谓的“系统世界”吞并“生活世界”。也就是说，更需要思想家。

　　从政治化心态到商业化心态的转化，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全民的政治狂躁是一种病态，“文革”就是全民的政治参与，很疯狂。商业化心态当然也有问题，诸如拜金主义、唯利是图、浅薄浮躁、阿世媚俗等等，这需要精神的引导，文化的启迪。但是一个脚踏实地做自己的事的时代，总比一个人人都是政治家、大家天天猜测上面又有什么新精神的时代正常、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