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学院敦品艺术典藏展

　　首推陈振濂书法《百年西泠群英谱》

　　展览时间：2014年11月11日—16日　 展览地点：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1号楼美术馆藏品馆（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主办单位：中国美术学院　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浙江美术传媒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敦品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文化收藏”与收藏文化的区别

　　刘思杰

　　听说美术传媒拍卖有限公司和陈振濂先生共同在今年提出了一个“文化史收藏”的新概念。很有兴致想一探其中究竟。

　　通常而言，收藏渉及文化，但收藏交易拍卖在本质上是一个商业行为并不必然具有文化立场。收藏所牵涉的，不论是古玩书画工艺品文物，买进卖出，赚赔两途，都是钱的交易。没有人会为文化与艺术的理由在收藏交易上做赔本买卖。这是常识。即使讲文化，文化与艺术应该也不一样。在收藏拍卖交易行为中，艺术是显性的，一件古玩，一张书画，艺术品质是摆在那儿，高下优劣，具体得很，可捉摸可检验。那么，“文化”——还要“文化史”之说，从何而来？

　　收藏一件或若干件零散的古代书画，其中当然也有文化。作者生平背景；作品风格归属；在绘画史上的定位；与当时社会文化风气之间的关连；特殊的流传过程；折射出的社会时代历史演变，甚至为什么买齐白石不买黄宾虹，这些都关乎文化。但它是隐性的、藏在思考、行为背后的文化，这样的文化理论，人人得而知之，似乎卑之无甚高论，构不成一个新命题。接陈先生的区分，它可以是“收藏文化”，但不是“文化收藏”的命题。

　　什么是“文化收藏”？迄今为止并没有定说。这是陈振濂先生2014年提出来的新概念。与收藏行为处处皆文化相比，他的“文化收藏”边界似乎精确而狭窄得多。不再是包罗万象，触处皆是，而是什么是？什么不是？清晰明了，绝不含糊，一副书呆子老学究认死理不依不饶的架势——我又想起陈振濂先生20年前坚持学院派主题性创作时参与大辩论舌战群儒的那一幕情景。

　　“文化收藏”，据他与我们聊起，时俗的做法是什么都扯上文化：有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旅游文化、洗浴文化……是一个泛文化的概念。但“文化收藏”不是。它却是一个必须落实到艺术作品实体的必备要素。

　　具体落实为作品要素的内容有哪些？

　　比如名家翰札，艺术上自然铁画银钩，文辞上也极具文献性，记录着一人一时一事一物的实实在在的文化内容。这就是“文化收藏”——收藏中有艺术标准，也有文化（文辞、文献、文史）等实际可把握可体察感受到的指标。

　　又比如：主题性收藏，集中某一专题如“文革”专题、民国文化巨匠大师专题、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专题、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教授专题等，一个专题必然带出一种聚集含义、一种内容序列、一种解读视角，这就是文化：具体作品可能是各言东西未必相干的，但串联起来却是具备充分的文化（历史）透射力、展示力。

　　又比如：像陆俨少先生的《杜甫诗意册页一百开》，是一位老艺术家对杜诗的形象解读，看着是丹青画面，其实却关乎古诗的文化解读。这就由单一艺术上较高下进入了文化诠释，类似的有李可染的井岗山系列、傅抱石的九歌楚辞系列……。

　　再比如，一部王铎诗稿，一部吴湖帆《丑簃词稿》，或启功先生《论书百绝》，笔墨极高，或狂放或工稳；精心结撰，文辞内容又极独特。再往前推：从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历来流传名作，哪一件不是诗、书双擅？“诗”代表文化，“书”代表艺术，如涉收藏，庶几成功“文化收藏”，而达到一定的历史长度，就成了“文化史收藏”。

　　“文化史收藏”是相对于习见的“艺术收藏”而言的。如果说：“艺术收藏”是常态，那么“文化史收藏”则是新态，它正切合目前书画收藏交易拍卖的新形势新发展而生。大资本运作不断进入艺术品领域，各种私人美术馆鱼贯而出，这是外部条件的变化；书画交易收藏经历了几十年积累，希望能在品质上再获提升，从个体的散户小户走向规模以上，在藏品的独特性、人文性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很像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30年前，最早担任突破旧体制先锋角色的是个体户，小商贩。都是小而散，逐渐开始有民营企业，成长壮大，规模可比大型国企不逊色。一旦立住脚跟，开始讲究企业文化，做慈善公益，塑造社会责任形象，企业家也力求摆脱“土豪”的尴尬，要做“儒商”。

　　“文化收藏”应运而生。它是中国艺术品交易拍卖收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我们的任务，只是呼唤它早些到来；并告诉业界，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而陈振濂先生的点题，正是极具前瞻性地告诉我们，这一预见在学术上的合理性。

　　只要区别“文化史收藏”与“艺术收藏”的不同指向；区别“文化收藏”与“收藏文化”之间的不同性质，必能理解陈振濂先生所提此旨的深意。

书法在“文化史收藏”中的独特优势

　　赵辛之

　　我是个书法爱好者，虽然是大学教授，但于书法也许还未入门。我最关注陈振濂先生这样同为教授的学者型书法家，并高攀引为同道，思想领先，治学严谨，每出新论，言必有据，不会像江湖上有些所谓的艺术书法家目中无人口出妄言，说话没有下巴，不循常识，使人不乐闻耳！去年有幸受邀参与美术传媒拍卖的研讨活动，主题是“我书即文献”，当时听了耳目一新，且思想为之一震，没有充分的专业高度与自信，怎敢提、也怎能提这样的见解？今年又了解了陈振濂教授在拍卖上提“文化史收藏”。更是令人振奋。

　　依我解读：“我书即文献”是站在艺术家立场发力，是针对书法拍卖品提出的品质要求与文化要求。而“文化史收藏”则是站在收藏家角度立言，是针对拍卖收藏行为及其价值观所提出的超前引领与倡导。两者分属的落脚点不同，但却都统辖于“学术引领拍卖”的大目标之下。为什么“文化史收藏”这样的新理念会出现在陈振濂先生身上，而不是出现在古董家、画家、雕塑家口中？除去种种综合因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是书法专业背景。

　　众所周知，汉字文化的高级形态直接就是书法。有老专家称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中的核心。言虽过头，但核心之一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古代科举以书判取士，会写字（高级形态就是书法）就掌握了文化，有文化就能做官，进入治理囯家的层面。故尔古代官员都写得一手好字，其背后是博大的文明教化与学术，不比今天写字只是一技而已。

　　汉字既是中国汉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则可能的推演是，汉字书法=中华文化。过去人说学文化，农村妇女大扫盲运动，第一就是学写字，还不是书法。即此可见两者之间先天的血缘近亲关系。这种关系，收藏界关注的绘画、雕塑，古玩如玉、瓷、铜器等都不可能有。

　　故尔在强调“文化史收藏”而不是传统“艺术收藏”之际，书法具有得天独厚、近水楼台的条件。陈振濂先生认为：书法收藏如果不去强调文化，是舍近求远、扬短避长之短视之举：明明写的是汉字汉词汉文章，充满了文化，却弃之他顾，与美术拼什么视觉效果，岂非笨伯？至于其它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影视，就更不具备这样的文化媒介（汉字）优势了。即使是因为书法成为纯艺术，进入“展厅时代”，不得不在展厅观感与作品视觉形式上与美术争一头地，但决不应该以放弃文化、放弃意义、放弃阅读这些书法文字最重要的构成基本要素为代价。这是他这样的书法思想家屡在创新领域里呼风喚雨、甚至提出“形式至上”观点引起众声大哗的人物的冷静理性的时代梳理和专业定位。

　　站在文艺美学立场上看：书法是本体，但书法又是载体。所谓书法是本体，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书法有自己的学科意识，学术框架。它就是个自给自足、自律自洽、能产生自循环的本体。毋须靠外力才能生存。所谓书法是载体，是指它书写汉字，汉字本身就有意义，代表几千年文明传承，于是书法天然地就具有为中华文明延续充当载体的功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身上就是有这个功能。没有人看了你的书法作品写出来的汉字，却死活压抑自己不去阅读不去反应意义也不去思考。但凡中国人，这种本能和根植几十代的文化潜意识是无法阻隔阻断的。鲁迅先生说得好，再精妙的书法，再有名的大师，写大便，毛毛虫，也没有人会去珍视收藏悬挂壁间的，民国时期的邓散木先生，愤世嫉俗，自署“粪翁”，虽然博得一时惊世骇俗之名，但市场价位一直不理想，穷愁潦倒，并非艺术的原因而是文化（文字）的原因。谁愿意自己风雅的书斋里挂的对联中堂上墙头着“粪”啊？

　　当然这些只是个案，并不能用来推论全部学理，但代表文化而不代表艺术的书法文字语义的功用，在书法里显然比其它绘画舞蹈戏剧里要重要得多甚至不可或缺，却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可以从书法美学原理上论证了陈振濂先生“文化史收藏”在当代尤其在书法收藏中的指导意义——我忽然想起，陈振濂先生是当代书法美学的拓荒者之一，他从三个不同角度、以三种不问架构方式撰写的各20—40万字的书法美学著作，迄今传为佳话。以这样深厚的学术功底来讨论具体实践问题和学术上才刚刚起步的艺术品收藏问题，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书法直接面对文字；美术则多强调内容、主题、意义；这就是一件名作拍品中的“文化”与“艺术”的不可或缺的双翼，过去我们收藏家习惯于“艺术”一域的计较高下，以它为唯一标准；现在领悟到还有“文化”一翼也会在今后收藏界有大作为，岂非善哉？

　　以此玩味陈振濂先生的《百年西泠群英谱》180多件创作的专场拍卖钜献，现在才慢慢品出其真意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