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短篇小说简评

　　遗憾的“敏感部位”——失去耐心的写作(下)

三

　　两性之间的情事，总是人们书写不尽的题材。究其因，绕不过“这世间情为何物”的永恒追问。情与理的相撞，情与欲的纠缠，情与梦的交织，总会演绎出无穷无尽的生命形态，也会催生各种繁富的人性景观。

　　记得奥茨在谈及契诃夫的短篇《带叭儿狗的女人》时，就曾说道：“他们不是因为私通而受惩罚！——也不是因为不敢私奔，不够罗曼谛克而受惩罚。他们是平常的人，陷进了不平常的境遇。”的确，平常的人，却在情感上碰到了不平常的事，这就是小说的天然原料。这意味着，故事所需要的“爆炸”因素已经天然形成，作家要完成的叙事，就是呈现为何“爆炸”或“爆炸”后如何。

　　在2014年的短篇中，这类作品比较多，且主要集中在青年作家的笔下。譬如，霍艳的《无人之境》、孙频的《不速之客》、鲁引弓的《隔壁，或者1991年你在干啥》、甫跃辉的《坼裂》、斯继东的《白牙》、于一爽的《每个混蛋都很悲伤》等，都是以两性之间的情事为故事主体，从各不相同的角度，凸现了人性内在的诡异与芜杂，错位与苍凉。

　　其中，《无人之境》以十分绵密的叙事，呈现了知名作家楚源的情感际遇。年轻的楚源为了执着的文学梦，放弃了曾经相爱的诗人文珊，与他人结婚生子，并终日埋头写作，逐渐收获了一番名誉。然而，年过半百的他，在一次文学颁奖会上，却意外地遇到了年轻的女作家柴柴。玩世不恭的柴柴很快走进他的生活，成为一支小小的火把，不时地照亮他的生命，当然也使他陷入火中取栗的尴尬和隐恐。他渴望那支小小的、艳遇的火把，又时时担心它会灼伤自己的命运。应该说，作者非常善于捕捉这种“爆炸”给人物带来的“不平常”的人生体验，但遗憾的是，叙事对楚源内心困境的拓展，还不够丰沛和充分。

　　《隔壁，或者1991年你在干啥》是一篇相对灵动的短篇。一对相邻而居的男女，虽有各自的职业，但总免不了彼此的好奇。他们从相识到相交，由偶然而必然，与真正的爱情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但明确凸现了彼此抚慰的精神欲求。孤独、落寞、迷惘……所有“闯世界”的生存际遇，所有“寻理想”的苦闷与焦虑，都需要寻找排遣的通道。因此，读这篇小说，尽管我们很难读到真诚、牺牲之类有关爱的品质，但是，从他们彼此慰藉的言行中，我们依然感受到情感、欲望与伤痛之间的复杂关系。遗憾的是，这篇小说的叙事在节奏控制上并不理想，很多情节过于松弛。《坼裂》在叙述一对男女的婚外情时，更多地突出了情与理的成分。顾零洲与易澐都有各自的家庭，他们的约会总是选择那些远离各自生活的城市，一方面是为了小心维护自己的家庭，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求放松的偷欢。这种偷欢，很多时候并非是为了单纯的欲望，而是为了偶尔逃离一下既定生活的枯燥和沉闷。它闪烁着一些小小的浪漫，却又没有抛弃各自的责任。所以，小说设计了一场有关湖面冰层坼裂的细节，隐喻了这种畸形情感中所承载的冲突，包括情与理、欲与爱、现在与未来等等。

　　《每个混蛋都很悲伤》也是叙述一段婚外情的故事。叙述语调轻快明朗，人物心态无拘无束，呈现出男女主人公明确的“去枷锁”式的内心意愿。他们希望这种情感尽可能地愉悦，尽可能地游离各种责任和承诺，然而，那种来自爱情和伦理的“枷锁”真能摒弃吗？无论是郭培看似轻松的问到“你会离婚吗”，还是“我”在郭培死后的“坦然”状态，其背后都分明折射了情感的深深印痕——或疼痛，或悲伤。应该说，作者在避重就轻的叙述策略上把握得非常不错，对男女双方的生命情状叙述得十分鲜活，但是，无论在情节的发展上，还是对人物关系的设置上，这篇小说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四

　　有必要重新回到哈利·伯纳特的“爆炸”理论，因为他对“爆炸”场景还有一段十分重要的阐释。他认为，一般的作者，往往会在开头写的过长，“而那个‘爆炸’，那个大场面呢，又常常失之过短，写得过于单薄。大场面不论安排在哪儿，都要渲染得声色俱备。务必将大场面写得惟妙惟肖，形象鲜明，意义显豁；尽管你的技巧是要写得微妙蕴藉，不能什么都抖出来，但作品的逻辑必须精确得使读者能自己找着理解的钥匙。”这段话其实是告诉我们，在任何一部短篇小说中，“爆炸”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情节，或一个场景，它是小说最为敏感的部位，也是检视作者叙述能力的重要部位。

　　对于上述这些两性情事的小说来说，“爆炸”的方式虽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所有人物都碰到了理性所不容且又控制不住的“不平常的境遇”。他们置身于这个现场，在其中左冲右突，由此打开各自隐秘而诡异的人性世界，便是这些小说共同的审美内涵。

　　说实在的，我对小说的敏感部位非常在意，尤其是短篇小说，其敏感之处通常就是故事滑出常识和经验的地方，也是情节超越现实进入某种可能性状态的地方。

　　诗意有无，韵致存否，内蕴深浅，常常聚集于此。林斤澜就曾说过：“‘好练不好比’，小短篇正好如此，招数不用多，却要‘一招鲜’‘一招绝’，绝活要靠组织得绝，才显得出‘绝’来。”像鲁迅的《孔乙己》，就一直紧扣着孔乙己是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唯一的人。唯一的人，即指他是滑出经验和常识的人，或者说是个“另类”。事实上，作者的所有叙述都是围绕其“另类”言行来进行，并最终呈现了一位被科举废掉、却又无法激起任何人怜悯之心的底层形象。

　　在2014年的短篇中，有些作品在这方面也花了不少力气。这至少说明，一些作家对故事的“爆炸”性敏感场景有着高度的自觉，希望展示自己的“一招鲜”或“一招绝”。

　　王手的《汽车上》通过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试图还原一段消失的情感记忆。这段记忆，连林老师自己都已遗忘，却在另一个少女心中成为隐秘而甜美的怀念。它是小说的敏感部位，也是推动整个叙述的核心元素。于是，我们看到，多少年之后，当她试图重返鲤鱼浃中学，再度重温当年跟随林老师绘画的场景时，一切已变得人是物非。相见不如不见。这句俗语或许是最好的注释。然而，颇有意味的是，叙述者却带着强烈的好奇心，一直在重构这对师生的“旧地重游”，其背后的暧昧心态，饶有意味。

　　蒋一谈的《在酒楼上》叙述了一位中学老师的命运转折过程。30多岁的阿亮过着虽不绝望但也并无多少希望的生活，因为姑姑的一封来信，他的生活突然掀起了波澜：身患绝症的姑姑希望他接手自己在绍兴经营的一座酒楼，并照顾弱智瘫痪的儿子。这一被动性的命运转机，使阿亮看到了未来的某些亮光，又意识到某种沉重的精神压力。作者正是让叙事在这一敏感地带反复盘旋。当他在酒楼尝试新的生活时，总是不断地遭遇挑战，甚至想着如何撤退。人生没有坦途，任何选择都蕴藏着利与弊；所谓的无望，无非是丧失了挑战的激情和勇气。所幸的是，女友阿迪更能理解生活的本质。

五

　　类似的短篇还有鲁敏的《万有引力》、须一瓜的《贵人不在服务区》、张怡微的《不受欢迎的客人》等，但这些作品对敏感部位的处理总是用力不够，缺乏灵动而具有意味的细节。

　　马小淘的《章某某》叙述了一个“梦想撑破命运胶囊”的故事。自幼就在本地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的章海妍，从考入大学那一刻起，就渴望成为央视主持人。在人才济济的校园里，资质平平的她，一直卧薪尝胆，潜心学习，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恋爱受辱，工作受挫，最终嫁作商人妇。然而，不死的主持人梦想，最后还是将这个贵妇人送进了疯人院。为梦想而执着地追求值得赞许，但若是盲目而不切实际，甚至将梦想与生活紧紧揉成一团，多少会出现一些问题。作者无意嘲讽梦想，但从整个叙述基调来说，她显然选择了某种世俗的眼光，因此“我”眼中的章某某一直处在特立独行的状态，人物的性格尚欠必要的丰厚。她的另一个短篇《两次别离》结构也非常精巧，但人物性格也未能有所发展。

　　路内的《刀臀》延续了作者一贯的青春叙事，暴烈，冒失，躁动，无畏，夹杂着某种英雄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气质。它很好地呈现了空洞的教育与荷尔蒙骤增的青春之间所形成的巨大鸿沟，使青春以自虐式的暴力方式，记录了一段中国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影像。孟小书的《抓不住的梦》让叙事在一对同病相怜的青年男女内心中展开。父母离异，生活不顺，世态诡异，让秦梦和思远渐走渐近。他们试图以虚浮的物质撑起内心的自尊，又不断被无情的现实打碎梦想；他们渴望以自己的努力反击命运的嘲讽，又常常被命运戏弄得无可奈何。尽管作者的叙述尚显粗糙，对人物之间的张力关系和内心冲突处理得并不理想，但是，人物的隐痛感依然若隐若现。

　　安庆的《走失在莲花湖边》呈现了一位父亲极为质朴的梦想。父亲是沉默的，面对家庭的贫困、母亲的疾病、孩子的读书，他总是在沉默中寻找突围，在突围中寻找希望。他牵着那头黑驴，与命运进行着绝望的抗争。父亲的爱是孤苦的，又是无私的，是沉默的，又是博大的，连黑驴都能明白。这是作者试图努力呈现的小说内核。当然，这篇小说的情节有些松散，叙述的内在韵味尚欠火候。

　　晓苏的《传染记》、于晓威的《房间》、女真的《老爸的家庭会议》、吴君的《天鹅堡》等，都是通过传奇性的情节冲突，展示了婚姻或情感生活的尴尬和错位。

　　余一鸣也是专注于情节推衍的高手。他的《头头是道》则围绕着丁大镇教授的儿子就读重点中学之事，叙述了一群企业暴发户的生存形态。这些从小小的建筑队中快速成长起来的建筑集团老总们，通过官商交织的特殊网络，个个变得腰缠万贯，挥金如土也便成了他们彰显自我价值的基本方式。与此同时，他们还渴望在知识面前展示更多的自我价值。因此，小说中的丁大镇与其说是一个知识符号的聚焦，还不如说是一个特殊的视点，作者藉此揭开了那些土豪们的内心世界。从叙事上看，略显嘲讽的语调，快速变化的情节，都很好地凸现了故事的意蕴，但叙述仍有些粗糙，语言缺少内在的张力。

　　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评判，无非是三个向度：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样。它是读者与作者进行智慧交锋的三条基本通道。而对于短篇来说，“怎么写”显然比“写什么”更为重要，用林斤澜先生的话说：“短篇的短与不短，往低里说，是像与不像。往高里攀，是精与不精，绝与不绝。往低，我以为全是结构的缘故。往高，不全是，但结构也是位居要津。”

　　但是，大多数作家都将主要精力投向“写什么”，对“怎么写”和“写得怎样”缺乏足够的耐心，不仅语言缺乏必要的弹性和内在的意味，结构的设置也难显必要的智慧。

　　通过对2014年短篇创作的浮光掠影式评述，我想表明，在我认为较为理想的这些短篇中，叙事依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技术问题，这不能不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