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熊培云最为忙碌的一年。

　　一年间，他出版了《追故乡的人》与《慈悲与玫瑰》两部作品，完成了几年前开始写作的有关美国的书籍，写了若干篇学术论文。今年10月，熊培云抵达牛津，做为时一年的学术访问。

　　在异国的高等学府，他试图让自己的生活慢下来。他主要忙三件事：一是听讲座，这座大学周一到周五常常有四五十场讲座；二是走路，他喜欢步行，步行能让他更好地体会这座城市；三是逛书店和超市：“前者丰富我的灵魂，后者拯救我的身体。”

　　“其实我到哪里生活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无外乎是做一个写作者、观察者和思考者。”熊培云说。

　　“83940步，相当于北京二环走1.7圈。”——他的一条朋友圈计步截图。不管在他任教的南开大学还是在牛津，他也都尽力保持着每日读书写作十多小时的状态。

　　熊培云的《慈悲与玫瑰》由新星出版社出版。54篇思想随笔中，他写文学艺术，也评说社会现实，剖析“无私心即无公德”、“悲观的理性”、“不完整的慈悲”、“半数人暴政”等等问题，并对时兴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等概念提出批评。

　　“我所谓的慈悲有两方面的内涵，”熊培云说，“一是对自己的成全，即你要慈悲地对待自己的此生；另一方面，也包括对他人的成全，即慈悲地对待此世。”

　　不希望悲观里应外合

　　摧毁奋斗者的斗志

　　钱报：慈悲、玫瑰，这一虚一实的两样东西，想传达给读者的是怎样的讯息？

　　熊培云：一直想写本有关慈悲的书。过去这些年，我有不少评论和公共参与都与慈悲有关。有一天早上醒来，慈悲与玫瑰同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慈悲指向人心中善良的本性，而玫瑰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当时我就问自己，“慈悲与玫瑰”不正是我想要的那本书的名字吗？这算是灵光乍现吧。我渴望过上一种有着慈悲本质的美好生活，遗憾的是，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所生活的时代，这方面都不如我所愿。

　　钱报：《慈悲与玫瑰》万余字的长序中引到诗人阿多尼斯的《致西西弗斯》，你手绘的封面，也是推着玫瑰上行的形象。你，阿多尼斯，还有加缪，为什么对西西弗斯意象中的“徒然”保持着激情和幸福感？

　　熊培云：从长远看，人生的确是徒劳。我们辛劳一生，只为最后走进坟墓，这样的结局难免让人觉得荒诞。既然我们注定要归于虚无，那活着有什么意义？这是很多人在闲下来时会自问的古老问题。为了避开这个问题以及深藏背后的荒诞与虚无，有的人醉酒，有的人沉睡，有的人则变成工作狂。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在二十世纪法国的两位作家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一是罗曼·罗兰，他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即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二是阿尔伯特·加缪，他以西西弗斯的形象告诫世人，西西弗斯每一次推石上山都是有意义的。每一次的失败都是下一次努力的开始。生活因此被一次次重新赋予意义。这就好比今天太阳落山，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钱报：《慈悲与玫瑰》尾部的两篇长文，有关茨威格和萨克思。茨威格生存在两场世界大战时期，萨克思生存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逆境会给予一个作家什么？

　　熊培云：坦率说最近几年发生的很多事情，让我变得悲观起来。早些年我说“悲观是卧底”，我不希望悲观里应外合，摧毁奋斗者的斗志，这是对积极生活的弘扬。但我并不认为悲观完全是个坏东西。乐观与悲观就像一辆车的油门和刹车。当这辆车冲向悬崖的时候，是该选择油门还是刹车并不难判断。

　　茨威格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他以自杀的方式拒绝每况愈下的世界，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绝望，不如说是完成一种审美上的表达。如今世界在往下沉，我读他的《昨日的世界》时因此有了更多的共鸣。至于萨克思，作为持不同政见者，他曾经在流亡的途中险遭南非特工的谋杀，并且因此失去了一条胳膊。但萨克思并没有沉沦，他知道自己最需要康复的是完整的理想，而不是完整的身体。而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就像是在断肢上长出花朵。这就是他所谓的“温柔的复仇”。相较于茨威格，萨克思在面对世事变化时似乎更坚强些，不过在我眼里两人在对内心之美的追求方面却是一致的。

　　不想成为时代的附庸

　　而与它平起平坐

　　钱报：关于孤独，你说过许多——比如，“我的微信朋友圈早就满了5000人，但真有什么事想说的时候，常常又是一种举目无亲的感觉。”请谈谈“孤独”对你的意义。

　　熊培云：我们生活在这个宇宙当中，宇宙只有一个，宇宙注定是孤独的。我们生活于此生此世，每个人都只是唯一的一个，人生注定是孤独的。这就是生活的真相。我算是非常享受孤独的人。仿佛是从十六岁开始，我对人群保持着一种天然的警惕。

　　另一方面，我也是幸运的，我努力让自己享受孤独而不是被孤独淹没。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内心中的两个我，就像我在一首诗里写到的，“一颗心在地上流血，一颗心在天上包扎”。二是我有自己沉浸其中的事情可做，而不必事事仰仗他人的理解。三是我试图担起一些责任。责任心是一个好东西，就像电影Curfew(宵禁)所隐喻的，当一个人失魂落魄的时候，责任心会将它从绝望之海中引渡上岸。如果某一天我心灰意冷，但一想到这个世界还需要我照料，那些即将吞噬我的孤独也就从我的生命中隐退了。我承认那一刻我不是全然自由的，但我更要承认的是，自由的意义不在自由本身，而在于我们籍着这些自由（人生的条件）去担起责任（人生的目的），所以二者并不必然矛盾。

　　钱报：从《思想国》到《慈悲与玫瑰》，十年过去，回顾自己的写作，有哪些满意，哪些遗憾，哪些期待？

　　熊培云：说到写作，我是有些遗憾的，这种遗憾时常让我寝食难安。我感觉自己离时代太近，以至于时常被时代的喜怒哀乐所吞没。所以最近几年我渐渐开始调整我的思考与写作。我希望自己能够与所处的时代平起平坐。我生活在这个时代，但我不想成为其附庸，所以我在今年的一首诗里说“我要活着离开这个时代走进自己的一生”。

　　玫瑰即使不叫玫瑰，也会芬芳如故。只要生活是美好的，未必一定要用玫瑰来描绘它。

　　相较于爱情，我更愿意将玫瑰虚指为一种优雅而美好的生活。玫瑰有自然之美，而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激情也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莫名其妙地被接到这个世界上，也莫名其妙时而满心欢喜。正如安杰勒斯·西莱修斯所说，“玫瑰是没有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