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17日，89名首届赴法勤工俭学生乘日船“因蟠丸”号离沪，远航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行前，华法教育会上海分会等团体及各界人士为赴法勤工俭学生举行了送别会，吴玉章等人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鼓励青年抱定宗旨、持之以恒。

　　自此之后，来自直隶（含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奉天（今辽宁）、江苏（含上海、江苏二省市）四川、云南、贵州、山西、山东、陕西、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福建、绥远（今内蒙古、河北部分地区）等19个省份的赴法勤工俭学生，便络绎不绝，从四面八方涌入上海，然后乘轮启程。

　　最小的10岁，最大的50岁

　　上海是绝大部分勤工俭学生乘船出国处，每当外埠大批赴法学生的到来，以及每一批赴法学生离沪之前，照例要迎来送往，举行各种欢迎会、茶话会、送别会，或者安排学生们参观。在临近黄埔码头、华法教育会上海分会等处的客栈、小学及一些上海市民的家里，暂住着候船赴法的学生。南腔北调中夹杂着生硬的法语，西装革履而不带绅士风度，给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平添了几多忙碌，几多拥挤，也给中国带来又一分思念和又一分希望。

　　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出国潮中，荟萃了身份、职业、年龄、学历各不相同的青年和社会各界人士。

　　他们以青年学生为主体，普通中学毕业、肄业生人数最多。既有少数小学生，也有一批大学生，包括因抗议签订中日密约而罢学归国的留日学生，以及在五四运动期间因参与爱国运动而除名的上海高校的学生，还有数量可观的各省工业、农业、商业专门学校与师范等学校的在校生和毕业生。从职业上看，有普通中、小学的校长、教员、职员，有新闻记者、银行雇员、店员、医务工作人员，还有少数下级军官和机关职员。他们的年龄，多为18岁至24岁，最小的仅10岁，年龄最大者50余岁。

　　在赴法勤工俭学生中，有一家数口、兄弟姐妹、师生同行者，一时传为佳话。如湖南的葛健豪，时年54岁，偕其子女蔡和森、蔡畅同船西渡；湖南的萧瑜、萧三，安徽的陈延年、陈乔年，四川的陈炎、陈毅和黎绳一、黎重夫，均为同胞兄弟，广东的刘抱蜀、刘无为则为两姐妹。已任校长的徐特立及其学生，也相会在巴黎。贵州教育界颇有名气的黄齐生与外侄王若飞，亦相约共赴法国。吴玉章的儿子吴震寰、吴虞的女儿吴若膺，也先后赴法俭学，为人称道。

　　40名女青年，其中四川15人，湖南12人，冲破封建枷锁，也加入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行列，更为社会所瞩目。

　　蒙达尔纪公学的中国学生最多

　　从1919年春季至1920年夏季，是勤工俭学生在法国从事工学实践的初期阶段。

　　华法教育会实践了它关于负责组织安排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工作、学习的诺言，承担了他们踏上法国土地后的住宿接待工作和直至将一批又一批的勤工俭学生送入工厂、学校的繁重事务。从客观事实考察，勤工俭学生已经成为华法教育会或勤工俭学会、留法俭学会的成员，并按规定交纳了一定数量的会费；同时，抵法后尚有余资的勤工俭学生一般均将款项交入华法教育会存储，所需学膳等费用亦由会中代付，一文不名时也可在会中借贷周转，因而勤工俭学生与华法教育会便在组织上，经济上有了难以分割的关系。

　　华法教育会最初在安排勤工俭学生进入工厂抑或是进入学校时，曾经尝试先“详询其志愿、经费、身体等项，分为暂时读书与立时觅工两种。大致暂时读书者，系稍有余资又谙法语未习工作者。立时作工者则与之相反。”但是，此种较为合理且为勤工俭学生接受的方法仅在前两批抵法的勤工俭学生中部分进行。

　　与进工厂做工相比较，勤工俭学生更习惯于学习生活，同时，要想获得报酬丰厚的工位或学习专业知识，均需较高程度的语言水平。对于大部分勤工俭学生而言，也必须补习法语，实地了解法国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工厂学校的有关情况、法国社会现状等，才能在法国立足。尽管做工的先后、时间长短有所不同，勤工俭学生在进入法国学校学习问题上是没有分岐的。除了极少数先做工后学习的，绝大部分勤工俭学生都是先学习后工作的，加之他们的文化程度大多为国内中学毕业，将他们送至法国中学学习则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华法教育会在安排勤工俭学生入校事务方面相对轻松、顺利。

　　蒙达尔纪公学是中国勤工俭学生最早进入的、也是入校人数最多的一所法国中学。

　　该校所在地蒙达尔纪为卢瓦雷省的一个小镇，距巴黎约二百里，乘火车一小时多可达。李石曾、蔡元培等热心旅欧教育运动的人士均曾就读该校，与校方关系极好。加之学校可住宿且费用低廉，遂成为最适宜勤工俭学生就学的学校。

　　1919年5月首批抵法的勤工俭学生中，就有51人被安排进入该校学习。随着新到者的不断入校以及部分作工同学的出校，在校学习的勤工俭学生变动较大，但在该校的中国勤工俭学生人数却长期保持领先地位。针对中国学生法语普遍不好的状况，蒙达尔纪公学特设专班，主要为勤工俭学生补习法文。一些语言程度稍好的学生，亦可插入它班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