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期间，秋冬装热卖，模特们拍“卖家秀”，有时要选择合适的外景。中山中路261号，工商银行羊坝头支行所在的这座小楼，就是杭州城当下最热的网红拍照地之一。

　　这一座西式老建筑，这里常年有网红、模特和拍婚纱的新人，在摄影师指挥下摆着各种姿势，无论是晴天雨天，都能拍出特别的味道。

　　110多年前，这里是中国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的总行。

　　提到浙江兴业银行，杭州人叶景葵不能不提，他执掌浙兴的30多年间，该行成为民国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银行。翻开叶景葵的往事，会发现钱塘江大桥、杭州城站、上海图书馆、商务印书馆，都与他有关。

　　叶景葵是实业家，同时也是藏书家。他所藏书三万余册，如今保存在上海图书馆，成为上图古籍部重要收藏。藏书之余，叶氏悉心校对，撰写书跋。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卷盦书跋》，就是叶氏书跋文献的最近整理成果。

　　为杭州第一条铁路

　　筹备资金

　　1874年8月29日，叶景葵出生在杭州木场巷（约在今婺江路地铁站西一带）叶宅。

　　叶景葵出生4个月后，同治皇帝驾崩，光绪继位，大清朝即将迎来最后的晚潮。1894年，21岁的叶景葵考中举人时，甲午海战已经一触即发。

　　他也受到当时“变法维新”风气的影响，在北京通艺学堂学过英文、数学。

　　中进士后，叶景葵站在人生的重要路口，他选择去山西巡抚赵尔巽的府中做“省府办秘书”，叶景葵为赵尔巽写了《条陈十策》，向光绪提出“收利权”等一系列办法。随后的几年间，他跟随赵尔巽到湖南、辽宁等地，为他出谋划策。

　　柳和城说，叶景葵在赵尔巽麾下主要专注财政、矿务。他没有留过洋，是传统科举出身，很多新东西都是自学和实践中摸索的。这与他后来投身实业，任大清银行、浙兴银行负责人都有关系。

　　1905年，在盛京将军赵尔巽府中担任“秘书长”（总文案）的叶景葵，收到了同乡汤寿潜的信。当时浙江、江苏二省爆发保路运动，民众捐款集资修铁路，叶景葵帮忙筹了一部分钱。于是浙江有了第一条铁路，杭州有了城站。

　　据柳和城介绍，关于城站选址，汤寿潜听从了女婿马一浮建议，才定在今天的位置。

　　为了辅助铁路修建，浙江兴业银行诞生了。1907年，浙江兴业银行第一次股东会在杭州举行，后在杭州、上海、汉口分别设立机构，叶景葵被推举为汉口分行总经理。但此时叶景葵仍在朝为官，无暇分身，不久就辞去经理一职。

　　很多金融界的首创

　　是从他开始的

　　1911年，晚清最后一年，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举荐下，叶景葵被任命为度支部天津造币厂监督。4月，又署理大清银行正监督，这是光绪朝改革中成立的国家银行，但弊病很多，叶景葵接了个烫手山芋。

　　在任上，叶景葵凭借自己管理财政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柳和城说，叶景葵的改革让他得罪的一些人，同时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如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等人。后来孙中山改上海分行为中国银行，宋汉章等人成为官办银行负责人，依然对叶景葵这位前辈很尊敬。

　　上任大清银行正监督仅100多天，武昌革命爆发，叶景葵挂冠归去。1915年8月，终于闲下来的叶景葵被推举为浙兴银行董事长。上任伊始，他第一项举措就是把总行从杭州迁到金融中心上海，“抓住了上海当时的机遇，这对银行发展非常重要。”柳和城说。再就是实行董事长负责制，这在中国金融界的首创。

　　从1915年到抗战爆发的20年间，浙兴银行五度位居全国民营银行之首。在放款上，以“振兴实业为本”，当时张謇大生纱厂、大中华火柴厂、恒丰纱厂等民族企业都接受过“重点放款”。大中华火柴厂的刘鸿生称浙兴为“我们自己的银行”。

　　除了支持民族企业，对国计民生事业浙兴也尽力支持。除前面提到的沪杭甬铁路外，1934年钱塘江大桥的修建，也有赖浙兴筹款。

　　浙兴银行是民国时爱国浙商集体救国的产物和见证，后来民国时银行收归国有，需退还大家筹款入股的股金。柳和城说，作为“股款清算处”负责人，叶景葵把所有股款一一还清。

　　“这是很吃力的事，而且对他本人没好处。”期间北洋政府、民国政府不断更迭，叶景葵与多方一次次谈判，“自始至终一直做”。历经30年，终于还清。这份信用和能力，也是他能领导浙兴30年的侧面写照吧。

　　与友人共同筹建

　　上海合众图书馆

　　除了企业家的身份，叶景葵还是一位旧式藏书家，但与很多藏书家相比，他手里的唐、宋、元代善本并不多。“他主要以名家稿本、抄本、批校本为收藏对象。”《叶景葵年谱长编》作者柳和城先生说。

　　叶景葵不光收藏，还校对文字、考订版本。每得到一本书，必定去找参校本加以校对，记录书跋。遇到残缺不全的书，想办法修复、把残缺部分补足。

　　柳和城说，在叶景葵的藏书中，最重要的一部是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手稿，从明清之际到清末流传200多年，当他买来时，这部书已经被虫蛀得碎烂不堪。他一页页处理，请修书高手修补，费时两年，濒于废毁的珍品得以保存。“修书的钱已经大大超过了买这本书的钱。”

　　所以叶景葵志在保存文献。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叶景葵收集藏书计3万余册，其中还有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底本、惠栋《周易本义辩证》手稿、钱大昕《演易》手稿、周雪客《南唐书笺注》抄本等，都是书中瑰宝。

　　战乱时代，很多古籍大量散佚，叶景葵写信给刚大学毕业不久的顾廷龙（后任上海图书馆馆长）：“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

　　1939年，叶景葵与张元济等朋友共同筹建了上海合众图书馆。叶景葵出钱、买地，还把自己多年收集的3万册书籍都捐出。顾廷龙来上海帮他，任图书馆总干事。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更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藏书如今归上海图书馆。

　　《卷庵书跋》中有《苏学士文集》一则，叶景葵提到，这本书是文献学家黄丕烈的藏书，后来归苏州潘氏。“倭兵入苏州”时，潘家被日军轰炸，潘季孺逃命时没来得及带书，后来回去，从“瓦砾灰烬之中”偷出这一本。叶景葵十分庆幸这本书能存下来，又十分痛心那些毁掉的书。

　　叶景葵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和股东，他对书籍文化事业的贡献不可谓不大。1949年叶景葵病逝，好友张元济作诗相挽：“万卷输将尽，豪情亦罕闻。君能成众志，天未丧斯文。”

　　（徐梁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