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近年来，有谁的文字能看见陈寅恪的影子，那就是缪哲了。”这是《南方周末》对艺术史学者、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缪哲的评价。

　　而缪哲先生还不仅止于此，他可以称为是一名游刃有余的文艺圈“斜杠中年”，除了艺术史学者的身份，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

　　“从1986年开始，我就煮字为生了。其间最久的，是做编辑，煮别人的字。后则于编辑之余，间译几行书。嗣后弄学问，搞一些陈芝麻烂谷子。”他曾自谦道，“译三流的书，做四流的学问。”如今，他的《塞耳彭自然史》《钓客清话》《瓮葬》等译著，被誉为“缪哲经典译本”，经历岁月打磨，多次再版，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喜欢。

　　《钓客清话》初译于1994年，去年新一版《钓客清话》的腰封上，有这样一句话：风行300余年，再版次数最多的英文图书之一，对疲于现代生活之混乱、繁杂的人，这样的书，是避难所。

　　翻译的乐趣是什么？缪哲是这么形容的——“译书的人，不为名，不为利，不过见了好书，情不能禁，必欲他人一读而后喜。于是铺纸吮毫，雕章琢句，兀兀数月、数年的时间，尽力于不同文、不同种、不同教、不同风，乃至作古数百年、不能请你登哈佛之学堂，游巴黎之官厅的异乡人，只为同文同种的同胞，与你有同样的喜悦，同样的收获。”

　　在这个岁末年初，缪哲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钓鱼终归要去野外

　　钱江晚报：《钓客清话》是垂钓者的“圣经”，你说，“我有感于自己的生活，每以此书做我精神的备忘”，可见您也爱“风行的野调”是么？

　　缪哲：《钓客清话》出版于1653年，这是英国进入现代的开始。当时一切都乱了：信仰、价值、行为方式，用沃尔顿的话讲，到处是“风行的野调”。他写这书，只是图安静而已。你看这书里面，一派恬静，一派牧歌的调子。我译这书，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刚好也是巨变的当口。我的性格，是上世纪80年代养成的，对当时的闹躁，也不适应，译它，也是图静，加固一下老的信念而已。“风行的野调”？我从来不喜欢。

　　钱江晚报：不妨再说详细点，您说钓鱼在我国也是很古的，《诗经》中多有提及，主要是小民的娱乐，但您又说，钓鱼是一种哲学，是什么意思？

　　缪哲：渔钓是人类最早的生产方式之一，在哪儿都“古”，不仅中国。至于发展为娱乐，赋予它意义，这当然是文化的结果。《诗经》时代确实就有了，比如“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等等。所谓钓鱼是哲学，是指赋予它意义。

　　钓鱼终归要去野外，终归要安静，终归要与人类的“他者”——鱼——遭遇。这就与“日常”分开了，需要特殊的行为方式。你把这方式提升为原则，奉行为“日常”的信念，这就是“哲学”。至于我本人，鱼是不怎么钓的。“心向往”而已，“不能至”。

　　翻译必须有小得意

　　钱江晚报：关于翻译，我们读到的这套“缪哲经典译本”中的翻译，看起来都非常的古雅，比如十四行诗，你把它们翻译成了具有中国古诗风味的，“天鹅戏清波/舟船纷攘攘/煌煌泰晤士/位居百川长”，这真是一种故意为之的“中西合璧”吧，您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很为这样有灵感的译笔而得意呢？

　　缪哲：我译过四本书，除这次再版的三种外，还有柏克的一组文字（《美洲三书》）。四个作者，各有风格。布朗沉闷，但辉煌，沃尔顿恬静，怀特轻声细语，柏克唾液横飞。我本科学中文，少有作家之志，老大无成，就以翻译为寄托了。这样文风上，有时候就“过火”，——你叫它“中西合璧”也好。翻译必须有得意，否则太苦，撑不下去的。梁实秋译莎翁，遇到“a pissing while”，灵机一发，落笔为“撒泡尿的工夫”。译完掷笔，顾盼自雄。这是大得意。我才小，只有小的得意。

　　钱江晚报：您曾著文《谁实为之》，自述译书之清苦，“没有为发财的，名也不敢想”，您还说有时译者的名字还“招人烦惹人厌”，怎样一本书会让您有要翻译的冲动？

　　缪哲：不同的人，冲动当然不一样。但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想和他人分享。我也差不多。除分享外，激起我冲动的，还有文风。文风是一种挑战。倒不是挑战我个人，而是汉语。外语中的经验，与汉语所表达的，不都一致，不都能装进既有的汉语。这就成了对汉语潜力的测试。假如装进去之后，不仅结构未损，还有别样的美，这就抓住翻译的要义了：它丰富了语言，也丰富了经验。我不做翻译有很多年了，但每读到好的文风，就和老兵听见号角一样，禁不住鼓动。前几天疫情隔离，又去闲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语言的结构性很强，有“形”，必有“影”；有“响”，必有“声”。译成汉语，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样想着想着，就有些“情不能禁”。

　　别太自恋，让自己淹没了人家

　　钱江晚报：您引用本·琼生的话说：“世风腐败之处，语言也随之。语言的污烂，是精神生病的标志。”您是否是一个有语言洁癖的人？充斥当下人们眼球的网络语言，您是何看法？翻译家在译书行文时，向流行文化的趣味靠拢，是一种积极作为吗？

　　缪哲：翻译是苦差事。不仅苦，还没钱；学校里，又不计工分。竟还有人做，这就是孟子说的“仁人之心”啊！你去书店看，译著的比例之大，是出乎意料的；书店越严肃，越是如此。可知没有翻译，我们智力的风景会大为不同。贡献如此，所得如彼，再去批评，就太不讲恕道了。现在很多翻译，或许不好，但不好的道理，在机制，不在个人。机制顺了，再批也不迟。至于用网络语言好还是不好，那与原著的风格有关。翻译的本质，固然是让“他”变成“我”，但具体做时，还是尽量保留“他”，别太自恋，让自己淹没了人家。

　　钱江晚报：作为艺术史学者，您去年底又有新著《从灵光殿到武梁祠》，您曾感叹说艺术是难写的。这么说来，无论做艺术史研究还是做翻译，都是一条有点逼仄的路，在这两个门类浸淫数十年下来，您至今仍然乐在其中吗？

　　缪哲：翻译和做研究，是不同的事，但都很苦。翻译的苦，是文风转换。译文不能太生，也不能太熟。“生”需要创造，创造总是不易的。艺术史研究的苦，是视觉向文字的转换。视觉的东西，是不能思考的，得“文字化”以后，才想得下去。这就需要在不同的认知系统间，跳来跳去。就好比你用音乐，去表现对美食的味觉。这当然难了。

　　相比而言，我是更喜欢翻译的。

　　一来它充满小的乐趣，摆弄文字的乐趣——这是每时每刻的；研究的乐趣，只在突破的时候有。二来你翻译的书，总是经典，总是一流头脑写的。研究呢，我脑子不够，做不到一流，这样做着做着，就很有无谓感。文科的东西，很像眉毛：眉毛不漂亮，有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