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秋，我工作的第二年，跟着部门里的老同志老周赴北京采访第十一届亚运会筹备情况。当时北京亚组委在开幕不到一年之际，邀请了十省市媒体前去探访，创刊仅两年多的钱江晚报也在其中。

　　34年过去，其他内容不翻报纸是想不起来了，倒是场外经历的一些事，至今仍历历在目。

　　一是第一次坐飞机。那时候坐飞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个人不能随便买机票（多数也买不起），得有重大事项凭单位介绍信去武林门民航售票处买；航班也很少，售票窗口挂一块牌子，上面手写着哪两个航班有票。那些年出远差一般都坐绿皮火车，杭州到北京27小时，到广州36小时，到昆明60个小时，坐到下车时双腿水肿那是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关键还别说硬卧，连硬座都一票难求，哪像现在手机上点点各种票就买好了。头一回坐飞机两小时就飞完了，当时真恨不得飞慢一点，还没坐过瘾。

　　二是第一次吃肯德基。那时候肯德基刚进入中国不久，全国只有北京有，杭州直到1993年才见到这位白胡子老头。顺便说一句，上面说到的凭单位介绍信买机票是1993年取消的，使用了几十年的粮票、油票等生活票证也是1993年退出历史舞台的，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自此之后，我们出差就不用再带粮票了。我花17.5元吃了三块鸡套餐，当时每月工资才八九十元，等于花了五分之一的工资换来4年的吹牛资本，也值了。

　　当时在京采访的小伙伴里，有不少后来成长为业内翘楚。30多年前信息还不够发达，我们无论是在家值班还是出差采访，各地同行之间几乎每天都要交流信息和选题，有一种抱团作战的温暖。后来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较为“原始”的直接交流少了，犹如从墙门房搬进了小区房，慢慢变得客气了。因而现在回想起当年一条战壕里滚打的小伙伴，尤觉珍贵和亲切。

　　第二年亚运会正式开幕，部门里三位同事都去了北京，我一人留守编版。办公室成了“单人间”，我就把床也搬了进去，一住半个多月。晚上接稿编稿，早上起来马上去排字房拼版。那时候基本上都是手工劳动，写稿是手写，传稿是发传真。文字稿还好，最怕发照片，速度慢不说，清晰度也很不理想。

　　至于排字房里的一道道工序，跟现在的“代沟”就更大了。编好的稿件得先交给排字工，从铅字架上把相应的铅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取下来排好，拿到油印机上推拉一下，一张小样就出来了，编辑修改并计算字数之后再由拼版工拼到大样上。拼版工除了严格按照版面编辑画的版样纸拼版之外，唯一的调整余地就是行间嵌条。版面紧了就拿镊子把嵌条抽掉，压缩行间距：松了就加一两条嵌条，拉宽行间距，直到严丝合缝地拼完整块版面，纯手工。整个上午就干这事，中午吃饭前，收工，付印。下午报纸上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