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节假日，去周边城市的小众景点玩一玩，高铁大巴不一定真方便，但有“顺风车”就可以一站直达。当下，搭车出行的“顺风车”成为年轻人喜爱的主流出行方式之一。

　　自2014年1月1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关于北京市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顺风车”业务正式诞生已近十年了。今年五一假期，杭州人在顺风车出行平台“哈啰”上发布的搭车需求超过25万单。

　　上周，一场顺风车出行用户恳谈会在杭州举办，搭“顺风车”，“高速过路费该由谁来承担”成了热议话题。

高速过路费谁来承担　目前只能司乘线下商量

　　许琳熟练地打开几个打车软件，在行程备注里，她会勾选上“有老人”这个选项。妈妈要从千岛湖老家来杭州帮她照顾两岁的女儿，没有时间特意从杭州回去接，就选择了顺风车。一般来说，许琳都能顺利约到车，但是她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软件上主动表达过愿意承担高速过路费的意愿。

　　一趟顺风车的旅途，不同的平台费用略有差异，不过都远超高铁、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的组合。“我给妈妈约顺风车是为了方便，既然已经支付了比较高的费用，我不想再出额外的费用了。”许琳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有原因的。不熟悉千岛湖的人可能不清楚，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沿湖距离都不近。几个人接送下来，许琳妈妈享受到的只是“点对点”的便捷，时间似乎并不能省下太多。

　　有一次，乘客阿海预约了从溧阳家里到南京禄口机场的顺风车，临出发之前对方要求他额外分摊高速过路费用。“当时我没有办法，否则赶不上航班了，这是我当时唯一去机场的方式。”阿海说要是提前和他商量，是可以接受出一部分高速过路费用的。让阿海体验不好的是对方“临时”提出新需求。阿海当时向平台反映之后，收到一张价值20元的优惠券。

　　关于高速过路费，车主蔡蔡有自己的做法。她会提前问一下对方是否需要走高速。有些人赶着去机场会明确表示需要，蔡蔡会多问一句愿不愿意和她分摊高速过路费，“一共13块钱，对方愿意分担6块也好的。”也有人说自己不赶时间，到达目的地就好。蔡蔡会按照自己既定的出行线路走。

　　关于顺风车出行中，高速过路费用该由谁来承担这个议题，第一次被聚焦。

顺风车本质是民事互助　但建议高速过路费事先“线上化”

　　虽然相对小众，但需求和单量多了以后，一些体验问题是可以也是需要被解决的。在乘客阿海看来，不能用网约车的标准来要求顺风车，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顺风车的本质不是盈利，只是互帮互助而已，并不是说为了接我这单专门跑一趟，毕竟只是顺路接我，对方能减点油费才促成的合作。”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则从法律的角度对顺风车进行了解读：这是一种民事互助行为，也是一种协同消费的形式。顾大松认为在民事互助行为当中，顺风车平台的作用是“协同”，比如关于高速过路费的问题，作为出行成本，顺风车平台企业需要做的是核算这笔费用，然后“制定规则”，事先告知司乘双方，最终完成需求匹配。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洪支持把高速过路费事先“线上化”。“事先约定的好处是防范于未然，可以保护司机和乘客的利益，比如避免乘客和司机的冲突。”在纪雪洪看来，把大家关注的问题在行程开始之前商榷好，除了增强双方的体验感之外，对于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冲突发生在车上的话，不可控因素太多，也许会导致危险驾驶行为产生。”

如何让顺风车更顺　哈啰给出初步解决方案

　　恳谈会上，哈啰顺风车业务相关人员介绍，2019年1月24日，第一位用户在哈啰平台注册。2022年在哈啰平台内完成的顺路合乘订单达到1.5亿次。到目前，哈啰顺风车在浙江累计服务了750万用户，其中610万乘客用户和140万车主用户。

　　高速过路费该由哪一方来承担，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承担？哈啰给出了初步解决方案：将双方关于费用支付的主观意愿在平台上做平等、透明的表达。

　　乘客端在发布订单的时候，可以主动表达关于高速过路费的支付意愿以及愿意承担的比例。基于乘客的表达意愿平台会向车主端传递订单信息，当订单撮成的时候，允许车主向乘客发起线上收款。也就是把协商的流程，由原先司乘双方通过平台接单之后线下沟通的过程进行线上化，由平台来做一个整体流程的规范，使得双方关于费用的协商更高效。

　　这样的好处，除了可以提升顺风车产品在平台上交易的流畅程度，也是顺风车业务总监陈浩一直在强调的一个点，保护自己权益，“无论在使用顺风车还是网约车产品时，尽可以通过平台在线上完成交易，避免私下协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