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第二届中国西湖版画节国际版画展上，父亲展出了他的新作《夸父逐日》。

　　夸父逐日的故事出自《山海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虽然很短，仅30来字，却大气磅礴。千百年来，无数文人、画家面对夸父这位悲剧英雄作出了各种自我表达。

　　《夸父逐日》的画面上有两个夸父，一个是兴致勃勃地同“日”竞跑的夸父，一个是渴得要命、又被“日”灼得要死的夸父。在二维画面中表现同一人物于不同时空中的状态，甚是魔幻，这在父亲的木刻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让我作个主观解读的话，我想，手握木刻刀的父亲在非常热情地赞美夸父敢于同“日”竞跑这一壮举的同时，又十分看重那必然是悲剧的结局。或许对夸父来讲这本来就不是悲剧，敢于同“日”竞跑者，还在乎生死吗？！

　　父亲于2009年底荣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准备申报材料时，我帮助父亲作了些文字工作，为他七十年的木刻艺术实践概括出三条：在艺术创作理念上，坚持走现实主义道路，反映时代、直面生活；在艺术创作内容上，坚持以关注人、关注人生、关注人民为主线，用真感情表达真感受；在艺术创作手法上，坚持黑白木刻创作，不断探索，勇于创新。以此对照一下，这幅作品就显得有点另类哦。

　　我感觉，父亲创作《夸父逐日》至少包括以下原因。

　　1985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美术界出现了一次重要的美术运动，后称“85新潮”。大潮袭来，汹涌澎湃，不仅冲撞着人们的艺术思想，同时拍击着传统的创作形式。用冯绪民教授的话说：“这种新形势似乎同样具有某种压迫性”，“如果你老老实实画画，没弄什么新东西，就会感到很难适应当时的环境”。这年还是浙美版画系二年级学生的他，记得“当时赵先生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就是全世界没有人搞黑白木刻，我赵延年照样搞！”多年后，冯教授在描述这一记忆时用了五个字：“激荡而深邃！”

　　父亲这一宣言式的表达，我听到过多次，尽管用词有异同，有时忿忿不平，有时不屑一顾，但核心坚实；最简短的版本是“（说黑白木刻）没有前途，笑话！”仅1985年这一年，他就完成了《狂人日记（三十八图）》《葛洲坝人》《鲁迅与我们同在》等作品45幅，除2幅外，其他均为黑白木刻。其实父亲并不排斥套色木刻，事实上多年来也创作了不少，无论是战争场面的《金沙暴动》《红旗不倒》、国际气派的《胜利万岁》，还是咏景叹物如油印的《小阳春》、水印的《处暑》等等，或刚或柔、或动或静，都是他艺术成就中的亮丽景致。但是没办法，黑白木刻是父亲的宿命，哪怕千回百转，他定规要扑向他的黑白世界。在这一点上，夸父般的执着肯定是激励父亲的精神号角。诗人总说“诗言志”。父亲不会写诗。他是画家。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父亲就对这幅画作了重大修改，一气去掉了两位夸父中的一位，即那位被“日”灼得要死的夸父，并且将标题中的“夸父”也删除了。父亲的《逐日》展露新姿。

　　三十多年过去，关于这两幅“夸父”孰先孰后，人们已不太清晰，有些还把第二幅当成了“初版”。从客观上讲，父亲这两幅作品相隔时间太近，发表、展出得又少，再加上社会影响被他自己同一题材的第三幅作品所遮盖，从而模糊了人们的视线。

　　我如此肯定地说，是因为我近日在两幅作品上找到了证据：一是这两幅作品，除了《逐日》少了《夸父逐日》中左面的夸父，其他部分的刀触没有异样。二是《逐日》的日轮上，其左下部分和右上部分明显浓粗于其他部分，可以佐证是铲除掉那位夸父后留下的痕迹。三是木刻版画属于凸版版画，根据常识，如要修改，只能是铲刻掉凸起部分，而基本不可能在原来已铲掉处增加刻作部分。所以，由此即可确定这两幅作品的先后。

　　说来也怪，《逐日》中的这位夸父，其实就是第一幅《夸父逐日》中的那位夸父，动势、神态都没有变，可带给读画者的感受却大有改变。由于他的面前没有了其他人物形象，只剩下那轮熊熊燃烧的烈日，便使读者的双眼自然而然地聚焦于他的面容；而他那憨憨的自信、甚至带有些许微微的玩谑，毫无疑问地表明，他不怕“日”的烈。他原本就是要同“日”争个高低的呀！这是夸父的初心。

　　五年之后的1992年，父亲的第三幅“夸父”出来了，标题依然是《逐日》。

　　同第二幅一样，画面上还是只有一位夸父。然而，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父亲这回去掉了前两幅中始终在奔跑的那位夸父，刻画的是曾被去掉的那位濒临绝境的夸父。虽然前后两位即将升华的夸父，动作与方位都不相同，但读者可以毫无疑问地认定，“他”，就是“他”。

　　画中有一个巨大的改变：“日”周围的“焰”变成了“芒”。如果将“焰”与“芒”作个比较，“焰”显得柔软，而“芒”则要尖利得多得多。我这里称的“焰”，天文学上好像是叫“日冕”。科学家认为日冕的表面温度为100万℃，这是人类难以想象的高温。但夸父不怕，他不是人，他是神。

　　我曾经对父亲这幅作品的内容有过小小的质疑：故事中的夸父是半道上渴死的，而画中展示出的是夸父被灼烤近绝的景象。后来我想到了：或许，这就是父亲在标题中去掉“夸父”二字的用意？这样的处理，层层递进式地强化了矛盾双方的对抗，拉大了人们审美的张力，也变生出更多激发读者想象的维度（我找不到比这更适合的词）。

　　父亲自己也很中意这幅作品，曾在家里挂了很长时间。

　　在这幅仅有0.23平方米大小的画幅之中，父亲究竟要表达什么？他想带给人们什么感受？看到这幅作品的人们又会有什么感受？我很多次地想过、琢磨过，结论都是这样的：前两点肯定是没有答案了；后一点，答案会有万万千。

　　2017年2月，韩国一位姓金的版画家来到父亲生前的居室，希望更多地了解父亲的艺术创作。姐姐和我接待了他。因为以前他带朋友来过，同父亲有过交流、谈叙，甚至行过大礼，因此我们之间谈得较放松。当谈到这幅《逐日》时，金先生的理解是：像赵先生这样的艺术家们，一辈子追求艺术，到最后，有的追求到了，有的追求不到，但都达到了全身心投入的境界。

　　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2007年大年三十，我的两位老同学携夫人邀我请父亲和我哥一起去西湖边的郭庄喝茶。父亲签送给他们各一份他上年在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展的纪念册。我见他们几人在那聊得甚欢，便随口问一旁两位夫人，你们喜欢（册子）里面哪幅画？她俩不约而同地说是《逐日》，且伴有“啧啧”之声。这令我很是有些出乎意料。

　　2005年9月，父亲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当时的博物馆馆长是孙郁先生。他观看展览作品时，在《逐日》前站了好一会。后来，他在一篇题为《黑白间的智慧》的文章中，对父亲这次展览作了评论，其中这样写道：“《逐日》的热浪和力量，人的不屈和果敢以及周身的豪气，可以说是一曲绝唱。那是一个多么灿烂的画面，在黑与白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在不可与可能之间，人的无穷力量和智慧在此诞生了。在接触作品的刹那，我好像被电流击中了一般，有了一种稀有的冲动。当年阅读尼采和鲁迅时才有过这类的冲动，然而世俗社会的声音与颜色，几乎已无法调动我们的热情了。赵延年的存在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以为中国的木刻到了他这里，是真正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