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宋浩 吴思娴

　　从清明上河图到《东京梦华录》，宋代的“繁华”今天被反复讨论。

　　如此繁华从何而来？

　　日前，历史作家谌旭彬带着新书《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做客钱报读书会，出版人、读书自媒体博主西木担任主持。

　　本书是“秦制”系列的第四本作品。围绕新书，谌旭彬从人口发展、税法变革等视角看宋朝繁华的根源，试图展现宋朝平常百姓的生活状况。

　　宋代经济繁华的源头，也是重要特征之一，是人口爆炸式增长。

　　北宋晚期，中国人口突破1亿，“这是中国人口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亿级大关。”这是谌旭彬翻开历史学者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后的发现。

　　在此之前，西汉时曾达到6000万人，唐朝天宝年间一度达到7000万人。这是两个峰值，其他时间因战乱、天灾等，人口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到了宋代，情况不一样了。

　　北宋初期，经历唐末五代战乱，人口约3500万人；仅仅经过百余年，北宋末年人口超过了1亿。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爆炸发生在北宋？而不是汉唐？是宋代皇帝做得好吗？

　　这是谌旭彬读《中国人口史》发现的问题。翻阅史学研究成果，谌旭彬没有找到好的解释，于是尝试自己寻找答案。

　　在谌旭彬看来，人口爆炸式增长，是出乎宋代统治者意料之外的。

　　谌旭彬发现，从秦代统一到隋唐时期，中国人口呈起伏式增长，但总量变化不大，峰值始终在6000万上下。那么，宋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让人口峰值有了进一步突破？

　　谌旭彬认为是唐德宗时施行的“两税法”。

　　在“两税法”之前，历代税收主要来源是“人头税”，即以家庭人口数量为依据征收钱粮、人力。按人头征税，家庭每增加一个人口，就多一份纳税负担。

　　以汉代“文景之治”为例，当时推行“三十税一”，被后世认为是轻徭薄赋的代表。但“三十税一”仅仅针对田亩税，当时一户百姓的纳税负担，人头税占十分之九，田亩税仅占十分之一。百姓税收负担，主要在于人头税——包括口钱（满3岁就征税）、算赋、徭役、兵役。

　　人头税占主导的很长历史时期，为了少交税，老百姓只能少生，或者生下来遗弃。“生子不举”“生子辄杀”的记载，在史书上都出现过。谌旭彬说，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就是被遗弃的孤儿。

　　也正因此，广大领土上，人口峰值很难突破7000万。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中国人口史发生了转折。因为这一年，宰相杨炎在唐德宗的支持下推行新的税收制度“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制。

　　“两税法”的核心是根据田亩、资产征税，不再关注一家有几口人。

　　谌旭彬认为，两税法的实施，是因为当时均田制崩溃，唐朝百姓纷纷逃亡，人头税已经无法保证财政“蛋糕”的做大：人可以逃亡，但田亩无法逃亡，根据田亩征税是必然结果。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相当于拔掉了长期压制中国人口峰值的限制器。”

　　人口是创造家庭财富的劳动力，多一个人口就多一分劳动力，两税法解放了民众的生育意愿。经历唐末五代的战乱后，最终在大一统的宋代显示出了成果。

　　“两税法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发展。”谌旭彬说。

　　宋代繁华一方面得益于税法改革带来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宋代统治者在土地政策上的“无为”。

　　宋代朝廷不介入土地分配，不限制自由买卖，提升了土地利用率：有地的主户会招募佃户耕作，不会放任土地荒芜，佃户成为自由“打工人”，可以选择主户。自由市场的活力，让乡村出现了“草市”，城市里涌入了市民。

　　人口爆炸带来了财政“蛋糕”的做大，同时也让宋朝“食税群体”规模暴涨，即大家熟悉的冗兵、冗官、冗费。

　　比如，宋代的一品官每年可以拿到3600贯，是唐代一品京官的27倍多，谌旭彬说，即便不考虑物价等因素，也不妨得出这样的结论：宋代官员的待遇大大高于唐代。而以上这些，都是靠普通百姓的赋税做支撑。

　　有了庞大的食税群体，才有了《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开封城内的香车宝马、雕梁画栋、按管调弦，这些人构成了北宋最具消费力的群体。

　　谌旭彬说，《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出身官宦之家，靖康之变后流落江南，追忆当年东京开封的繁华，写下此书。

　　但孟元老作为食税群体的一员，他的视角必然有阶层立场，普通人的冷暖凉热，没有出现在他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