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后，作家刘醒龙再写青铜重器小说

　　新作《听漏》做客钱报读书会

　　考的是古，答的是今

　　本报记者 赵茜

　　从2004年开始创作的《蟠虺》，到今年的新书《听漏》，20年，70万字。这是作家刘醒龙的“青铜年代”。

　　两部悬念迭起的青铜重器小说，道尽了繁杂现实背后的尔虞我诈。近日，刘醒龙携新书《听漏》做客钱报读书会，和我们聊了聊他的青铜器系列写作。

　　刘醒龙出生于湖北黄州，当过水利局施工员、阀门厂工人，作品跨越近半个世纪，既有《凤凰琴》《挑担茶叶上北京》《大树还小》《天行者》等呈现中国社会发展脉络、脍炙人口的作品，亦有独步中国大地、寄托山水情怀的《上上长江》《天天南海》《脉脉乡邦》等文学创作。2011年，他凭借长篇小说《天行者》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上世纪70年代，刘醒龙在工厂当车工，主要负责不锈钢、铸铁和铸铜等材料的加工。他经常会看到工人把铜材熔化，变成需要的零件，把它放在车床上加工。后来他在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工作，相隔100多米就是博物馆，现在叫黄冈市博物馆，他没事就进去参观，这也成为创作青铜重器系列的缘起。

　　象征皇权的“九鼎八簋”为何散失一簋？青铜重器映照着怎样的现实？让我们在刘醒龙的讲述中寻找答案。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在20年前起了创作青铜重器小说的念头，在众多文物中，为什么选择青铜器来写？

　　刘醒龙：我在武汉的住所离省博物馆就一站路，相当于博物馆就在自己隔壁，有事没事都去博物馆看看它们的镇馆之宝。

　　我真正对青铜器产生兴趣的时候，是2004年，小说的英文译者来武汉，我带他去博物馆，一进门就被博物馆工作人员认出来了，他带我去看了“国宝中的国宝”曾侯乙尊盘。看到它的第一眼，心里就产生写一部小说的念头，2014年，经过十年的沉淀，终于写出了长篇小说《蟠虺》。

　　写作需要兴趣，需要心灵感应，有了这两者，作者才会持续关注某个领域，调动全部写作才华和积累素材来写作。正是如此，之前写工厂、乡村、教育和其他方面的题材，都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没有很别扭的过程，好像你是“天选之人”，注定要将某个作品呈现于读者的面前。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每件都是宝贝，只不过青铜重器相对特殊，它是皇权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连接点，一般只有贵族或者王侯级别的人，才能享受到礼制所规定的青铜重器，它所代表的文化意义也因此显得非凡，能从它身上挖掘的故事也更有意味。以我们谈到的“九鼎八簋”为例，原本普通平民是不能使用的，但它有时会在一些低级别的墓葬里面出现，某种程度来说，这意味着某个历史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社会制度已经完全混乱了。

　　潮新闻·钱江晚报：从《蟠虺》（2014）到《听漏》（2024），您对青铜器乃至考古的理解有没有发生变化？

　　刘醒龙：变化是有的，写《蟠虺》的时候，关于这件器物的理念大多涉及到考古历史等纯粹的文化因素，2014年《蟠虺》出来后，一些朋友戏言，希望我写第二部，想不到我还真写了《听漏》。

　　从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重器分为实用器和明器，所谓实用器，就是墓葬主人生前使用的，死后一起陪葬；明器则是专门用于丧葬的，古代贵族接近死亡的时候，按照礼制要给他配一些陪葬的东西，如果贵族家中没有合适的选择，就给他另做一套。今天文化意义上的“明器”还存在，但与我们文化生活相关的物品已经少了。

　　2015年国庆节那天，湖北省博物馆一个朋友带我去一处考古遗址。一到那里，现场就挖出一个青铜鼎，作为考古专家的朋友立马就说，这是实用器！我当时就很好奇，他是怎么看出来的？朋友就把泥土扒开给我看，说泥土贴着青铜器的一面有黑色的痕迹，也就是日积月累烟熏火燎留下来的痕迹，我好像一下子就看到了两三千年前青铜器主人生活的景象。这些积累都能在《听漏》这本小说里看到。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从来没有和听漏工打过交道。如何还原这个陌生的群体？

　　刘醒龙：创作《听漏》时，我总觉得没有合适的切入口，迷茫了好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上海老旧城区里有一群听漏工，他们夜深人静才上班，工作场地就是在非常狭窄的石库门小巷子里。凭借一根听漏铁棒，就能判断地下自来水管是否破损，是否漏水，然后精准地找出漏水源。

　　初次听说这种工作时，我感到很神奇，也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切入点，于是就构思出了曾听长这个在小说中穿针引线的人物。至于具体的听漏工，我没见过，也没有很详细去了解他们，因为过去拿着铁棒的听漏工和现在拿着电子仪器的听漏工完全是两码事，互联网上并没有收录相关的人事资料。但我想，刻画一个相对陌生的人物，对成熟写作者来说并不算难题，只要知道这个人物的特点是什么，就够了。

　　潮新闻·钱江晚报：《听漏》为什么又花了近10年？

　　刘醒龙：青铜重器在地底下埋藏了两千多年，现在把它挖出来，在一般人眼里，不过是冷冰冰的东西，连它的主人都不知道，更别说背后的故事。就像随便捡的石头，想将这样一个器物构思成作品，难度通常要大得多。

　　《听漏》里写的“九鼎七簋”，它是相对“九鼎八簋”来说的，本该完美无缺的重要礼器，缺失的第八只簋哪里去了？这就给文学创作留下了想象空间。出土文物展现的是某个历史片断，不同的片断串联起来，就成了一段完整的历史叙事。文物等同于历史的铁证，不能胡乱编造一个故事，否则对不起读者，更对不起讲述青铜重器历史的“天选之人”。

　　因此，处理相关素材的时候非常慎重，看了很多书，查了很多资料，也做了很多思考，还去各地考古现场考察过，力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并将它们黏合起来，尽可能地接近真相。

　　潮新闻·钱江晚报：用文学讲述文物故事，难点在哪？文学创作者如何平衡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的关系？

　　刘醒龙：纯粹的考古学家面对的是以物体呈现的历史，他们往往更重视文物原本的形态，如果不是铁证如山，他们本应当一个字都不肯多说的。小说家则不同，看上去在写考古，实际写的是当下，就像《听漏》书封上写的，“考古考古，考的是古，答的是今”。写考古的小说，要融入作者的思考、理念，再有一点，考古工作者都是活在当下的人，也不可避免地要与当前生活产生紧密关联。这种关联也使文学作品更有活力。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的作品曾被改编为电影《凤凰琴》、电视剧《圣天门口》，现在您依然对影视改编持谨慎态度吗？

　　刘醒龙：文学作品改编影视，我一向是顺其自然。大家都知道根据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但是有好多人不知道，还有一个根据我小说《秋风醉了》改编的豆瓣评出9.5分的神剧《背靠背脸对脸》，这部电视剧的导演是黄建新，他1994年改编了这部小说，去年12月份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讲座上，我跟他第一次见面。

　　挺有意思的，如果我和他30年前电影刚放映时就见面，可能会因为改编思路不同而吵架，现在剩下的却都是一些美好的记忆，我觉得这挺好的。当一部文学作品要接受被改编的命运时，它的命运已经发生改变了。改编之后它会变成另外一部作品，一部影视作品，而不是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