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宗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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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漾书院

“遇见”宗璞

作者:□本报记者 孙雯 通讯员 吴奕骐 阅读数:0
宗璞
原名冯钟璞,哲学家冯友兰之女。1928年,宗璞生于北京,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附中,同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宗璞少年时期开始写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小说《红豆》、散文《西湖漫笔》等成名。中年时期,她的散文《花朝节的纪念》《三松堂断忆》《哭小弟》《紫藤萝瀑布》《丁香结》等,流传广泛,有些成为中小学生的语文课文和辅助教材。垂暮之年,宗璞完成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等),其中,《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在洛漾书院

  “遇见”

  宗璞

  在江南桂香最为浓郁之时,洛漾书院·张抗抗文学艺术馆迎来一场女性作家、学者的聚会。

  她们为96岁的宗璞先生而来。

  近日,洛漾书院开启“当代女性文学沙龙”第一季:宗璞作品交流会。

  这场沙龙的嘉宾很重磅,在沙龙发起人、著名作家张抗抗的召集下,著名作家、编剧徐小斌,著名作家、文化学者、浙江农林大学教授王旭烽,评论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阳,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张莉,文学博士、湖州学院教授何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宗璞文集》编辑杨柳,从四面八方赶到德清。沙龙氛围生动活跃,王旭烽的学生跟随她来到洛漾书院,布置了景致的茶席,为沙龙锦上添花。

  虽然每一位嘉宾都有不同的社会身份,但她们无一不受到宗璞品格与著作的影响,成为她的专业读者,甚至与她有非常深入的交往。

  在大众读者的心目中,宗璞既熟悉又陌生。因其作品进入中小学教材及各类阅读材料中,几乎每个中国家庭都有一两本她的散文集,但她的人生与写作,仍然属于较为小众的范畴。

  三个多月前的7月26日,宗璞迎来96周岁生日。第二天,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一场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十卷本《宗璞文集》的出版座谈会,宗璞坐着轮椅来到现场,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公开亮相。

  原本,宗璞也计划来洛漾书院见证这场沙龙,但因年事已高,未能成行。

  不过,懂她的嘉宾,以娓娓的讲述,在洛漾书院呈现她的经历与书写,让身处江南的读者,文学工作者、爱好者,闻讯而至的洛伢儿文学社的孩子们,“遇见”宗璞先生。

  这场“遇见”要从洛漾书院·张抗抗文学艺术馆讲起。

  2023年4月22日,洛漾书院开馆。仅仅一年有余,这里已是德清的文化地标。

  被誉为“水镇琴乡”的德清洛舍镇,正是张抗抗的外婆家。这么多年来,张抗抗与德清的联系从未中断,并持续参与着德清文化的发展。

  于是,一座书院的出现,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办一场“当代女性文学沙龙”的念头,在洛漾书院·张抗抗文学艺术馆开启之时就有了。

  随着条件的成熟,“当代女性文学沙龙”第一季,很快就决定由德清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洛舍镇镇政府主办,德清县图书馆、洛漾书院联合举办。

  那么,洛漾书院的首次女性文学沙龙活动,为什么选择探讨宗璞作品?

  张抗抗说,96岁的宗璞先生,是华语文坛目前健在的人中最为德高望重,也是文学成果非常丰富的一位作家。

  在这种敬仰之外,大家试图找寻她与今天的文学关联:“她的《野葫芦引》写的是西南联大,那已是很遥远的一段历史,但你会发现,她的作品哪怕是她写的那些可爱的童话,依然跟我们的心灵有某种连接之处。”而且,《野葫芦引》的其中一部《北归记》是她在“耳朵听不太见,眼睛也基本上看不见”的情况下,由她口述,助手打字,再进行校对再修改,有时不止一次才得以艰难完成。

  “她在当代的文学界,是无法逾越的标杆,这个标杆意味着她的文学纯度,她的人格境界,还意味着她所经历的时代……”张抗抗说,这些都是今天很多作家难以企及的,所以,洛漾书院的首次女性文学沙龙选择了探讨宗璞的作品。

  宗璞先生和浙江的缘分不浅,她发表于1961年的《西湖漫笔》是其散文成名作。那是她第四次到西子湖畔,在六月天里领略到了西湖的“绿”和“变”。

  三十多年后,她又在《孟庄小记》留下与先生蔡仲德在西湖山水间的踪迹:逛灵隐寺、韬光寺,乘缆车登北高峰,去满觉陇寻桂未得,在茶田旁访到三生石——“山坡上翠竹千竿,山坳尽处突出一块大石。我们快步走近,心上一分是惊,一分是喜,似是猛然间见到故人。”而早在1979年,她已写就中篇小说《三生石》。

  当张抗抗与她商量这次女性文学沙龙事宜之时,她将来一次洛漾书院放入自己的心愿清单,但碍于身体情况,大家纷纷“劝阻”了她的行动。

  虽这次未至德清,但宗璞请张抗抗和杨柳带来自己的嘱托。她很看重这次活动。

  宗璞希望有人谈一谈她的童话作品。张抗抗说,宗璞的童话并不广为人知。“宗璞到七八十岁的时候,还在写童话,她有一颗不衰的童心,她很看重童话作为自己文学品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张抗抗觉得,童心的保有,对每一个写作者而言,都很重要,而从宗璞的童话中能习得人生与写作的童心。

  宗璞也希望有人谈一谈她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小说《三生石》,这部小说她希望改编成电影,它与宗璞随后创作的短篇小说《我是谁?》《蜗居》等并置讨论,指向的是她写作的两种类型: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外观手法”,一种是超现实主义的“内观手法”。

  在张抗抗的观察中,宗璞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启了实验小说的尝试:“《我是谁?》就是内观,是对自己发问,当时很多新的思潮涌进来,最后她吸收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宗璞先生到灵隐一带访三生石的时间是1992年10月22日至11月2日之间。从她留下的散文可见,那时的杭州秋日正如今天。

  在差不多的时间内,王旭烽也在找三生石。

  宗璞的《三生石》发表于1980年的《十月》杂志第三期。当时,王旭烽是杭州大学的学生,还是一个想写作的文学青年。三生石的故事,她自12岁从家里找到一本《牡丹亭》,读到那句“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从注解中便有了懵懂的认知。而大学的课堂上,那位讲授古典文学的徐步奎老师,后来她才知道就是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徐朔方,同时他也是《牡丹亭》的校注者。恍然间,似乎传说与生活有了某种联结。

  这个时候,王旭烽也读到了《三生石》,对她而言,这部小说起到了文学基石的作用。“我被她的意境、语言,以及叙事方式打动。”她说,又过了十年左右,在一个冬天,她在一片青菜地里找到了三生石,她后来的作品《西湖十景》《南方有嘉木》中,都写到了有关三生石的场景。

  不久前,王旭烽重读了《三生石》:“宗璞先生似乎能将全人类的文明积淀在一起,她的白话文很洋气。100年后再读,也不过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深入的教育和教化的过程。”

  《三生石》带有自传性,张抗抗认为其中体现了宗璞的才华、见识、对人生的态度。

  “宗璞先生中西学兼治,她的正职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也曾在《世界文学》担任编辑。她的家学很好,她曾非常郑重地向我推荐她的父亲冯友兰所著的《中国哲学史》第七册,她说,这个是一定要读的。”由此,张抗抗谈到了经典形成所要具备的条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认识的核心,西学的背景是一种眼界、胸怀,或者说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与态度。当这两者兼备的时候,才可能成就经典,当然,还要加上作者的生活阅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