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莉的课堂上，讲中国当代文学史必然绕不开宗璞。

　　她与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讨论，你喜欢《红豆》吗？你觉得小说中的江玫和齐虹应该在一起吗？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喜欢《红豆》，但也都觉得主人公不应该在一起，因为，大家觉得齐虹爱人的方式不对——这种判断源于他的占有欲或者说咄咄逼人的方式。

　　“当一部作品脱离了历史语境之后，留下的这个东西恰恰是今天年轻人感兴趣的。”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张莉觉得宗璞的作品一直在年轻人的阅读中。而这一次，她说：“抗抗老师给我留了一个作业，就是探讨宗璞的内观写作手法。”这也是宗璞先生自己希望阅读者能从她的短篇小说去读取的内容。

　　宗璞的短篇名作，除了《红豆》，还有《我是谁？》《谁是我？》《蜗居》《勿念我》《泥沼中的头颅》等。

　　多年后重读，张莉说“好像比以前更能读懂了”。《我是谁？》是一对知识分子夫妻对自我身份的追问，《蜗居》是年轻人在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泥沼中的头颅》则是由一个头颅发出呐喊——他要从泥泞中钻出来，呼吸新鲜的空气。宗璞在这些作品里重新内观自我：我的灵魂是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到哪里去？

　　张莉觉得，宗璞的写作是一种炼金式的写作：“她要把那些屈辱不堪、难以下咽的东西重新提炼，让它成为自己生命中的琼浆或者是黄金。”而这些，也使她特别有主体性和自我风格。

　　宗璞曾大量阅读过卡夫卡，特别喜欢他的《变形记》，她在访谈中谈到过自己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张莉在研读中又看到了不一样：“她不是继承卡夫卡，而是学到了，然后通过自己的方式，重新回到中国语境，结合自身，写出了对‘人的存在’这种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不仅让后来人对女性文学，也是对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美学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一个好的短篇小说，不仅仅是写故事，还应该有内在的思考，这些作品有一个共性：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境遇。”

　　宗璞的这类作品，让阅读者感受到了痛苦，同时又能收获力量。那么，这种力量来自何处？

　　“她信任情感，包括信任爱情、信任亲情，情感拯救了她作品里的人物。”张莉说，宗璞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都不强大，而是看起来带有柔韧的弱，“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宗璞作品带给我的印象，就是：她是风中的芦苇，既柔韧又强大。”

　　2019年初，宗璞先生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终卷《北归记》出炉——自《南渡记》1988年出版之后，《东藏记》《西征记》相继问世，《北归记》是最后一部收官之作。

　　在张抗抗看来，宗璞前后耗时三十余年寒暑，苦累经年，以90高龄终成百万字长卷，可谓一个文学奇迹。

　　“书中数个家庭的聚散离合、近百位人物的命运跌宕，语言鲜活灵动颇有《红楼梦》旨趣，经脉分明纹丝不乱。”四卷本写了抗战期间明仑大学（原型为西南联大）南迁坚持办学，至抗战结束回到北平的艰难历程，其中，张抗抗最喜欢《北归记》。

　　宗璞还在“后记”中写下了她的“告别”。

　　“一是告别我经过和我写的时代……二是告别书中的人物，他们都是我熟悉的人，是我‘再抟’、‘再炼’、‘再调和’创作的人，但又是完全崭新的人。我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他们，我不知道我的贞元之气能不能让他们活起来，能活多久，我尽力了……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

　　张抗抗却想对宗璞先生说，她创造的那些崭新的人物，留于书中，尽管这部书的文字和故事的集聚，算得是“为了告别的聚会”，但宗璞不会与他们告别，因为他们将会长久地活在读者心里。

　　同读《野葫芦引》，何英最喜欢《西征记》，其中写到了很多民间抗日英雄，何英本以为宗璞的叙事可能主要徘徊在大学校园和家庭生活，没想到当宗璞把笔端投向明天、投向社会的时候，依然可以写那么好。

　　何英认为，冯友兰先生对宗璞影响巨大，这一点，从冯友兰为她写的一则序言的一句话中可以读出。冯友兰说——佛学中有一句话“纳须弥于芥子。”好大的一座须弥山，要把它纳入一颗芥子，这是对于一篇短篇小说的要求。怎样纳法，那就要看小说家的能耐。但无论怎样，作者心中必先有一座须弥山。

　　冯友兰写这篇序的时候已经90多岁，宗璞也70有余，何英说：“她应该是很欣然接受了父亲的这种教诲。”

　　《野葫芦引》百万字，写了33年。杨柳从1994年开始做宗璞的责任编辑，她说《野葫芦引》从《东藏记》的后半部分开始是说出来的小说，因趋于失明，小说的修改，包括字词、修辞、情节的改动，都是靠听和说完成的。

　　“《北归记》写到一小半的时候，她又突发脑出血，当时大家觉得这个事就到这儿为止了，她居然又恢复了，把这部书完成了。”杨柳觉得，只能说是一种使命感让宗璞完成暮年的写作，《北归记》和《南渡记》的情节要接续起来，她要请人把《南渡记》的相关部分找出来读给她听，再将其和当下要写的内容连接，“其中的艰难，对一个90岁的老人，可想而知。”

　　2008年，《野葫芦引》的《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18年《北归记》获得了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两个奖项相隔10年，何向阳都是评委，她说，自己当时怀着敬意，向宗璞先生的作品投下了神圣的一票。

　　作为诗人的何向阳，对宗璞的童话研读更有心得。她曾说，童话更接近诗。

　　从1956年的《寻月记》到2006年的《小沙弥陶陶》，宗璞用半个世纪写了22篇童话。她的童话多集中于对自然以及自然界动物植物和孩子的关注和书写。既不同于中国远古神话中对于神、巨人、奇迹、超能力的描写，也不同于古希腊神话与近现代西方作品中凸显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以及人如何凭借智力而成为最终的胜者等等。

　　“宗璞的童话多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他者在相互依存、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中共生成长的主题十分突出。”何向阳觉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为宗璞的童话提供了精髓。她以三部童话为例：《花的话》《总鳍鱼的故事》《小沙弥陶陶》，主人公分别是植物、动物、孩子。三部童话写于1963年、1983年、2006年，各相隔20余年。何向阳说，宗璞从未放弃童话，恰恰是她无法放弃自己身在其中的文化，她想通过书写，将这种文化传给一代又一代人。

　　徐小斌一直收藏着宗璞的童话集《风庐童话》。1981年，第一届《十月》文学奖颁奖，徐小斌和宗璞同为获奖者，徐小斌说：“我看到镜片后面的一双睿智的、善解人意的眼睛，我就知道我们一定能成为朋友。”

　　随后，徐小斌就真的成为宗璞的一个“小朋友”。她们也聊文学，但更多的是聊一些琐事、新鲜事或烦恼事。“往往是我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讲着，她静静地、认真地听着，时而，温婉或开心地笑；进而，为我及时地出一些十分聪明的‘高招儿’。那些招儿，没有一颗童心便想不出来。”许多人爱把宗璞描述成一个书卷气很浓的大家闺秀，徐小斌倒觉得她是个童心浓厚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她就写不出那么美丽的童话。”

　　宗璞曾讲过，她走上文学之路，首先得益于她的父亲。冯友兰是哲学家，于文学也颇多造诣，且常对于文艺有独特见解，宗璞自小耳濡目染。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宗璞便每年都要为父亲办一次寿诞会，在90华诞会上，冯老曾说：“长寿的重要在于能多明白道理。”这种达观同样影响了宗璞，使她面对世事可以宠辱无惊，乐观洒脱。

　　宗老89岁那年，徐小斌带着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胡行舟博士前去探望。那时，宗璞早由燕南园搬到太阳城老年公寓居住。她很满意这样简朴的生活。此时，她的耳目基本已失聪明。

　　徐小斌心里很难过，但宗璞处之泰然。因为许久未见，她们聊了很久，当她得知胡行舟是90后，立即幽了一默：“我明年也要进入90后啦。”

　　图片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洛漾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