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 拉斯洛，这个消息公布后的5分钟，无数人关注到一个名字——余泽民。

　　有人这样叫他：“影子诺奖得主”，因为他是一个翻译了两名诺奖得主作品的“传奇”译者。

　　《撒旦探戈》《反抗的忧郁》《温克海姆男爵返乡》《仁慈的关系》……当被“拉斯洛热”席卷的中文读者拿到他们所能读到的中译本时，几乎都会在封面上见到这个名字。

　　不夸张地说，每个拉斯洛的中文读者，都应该认识余泽民。

　　1991年，37岁的拉斯洛以记者身份，经过蒙古开启了自己的首次中国行。回国后，他写下了游记体短篇小说集《乌兰巴托的囚徒》，并盛赞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

　　同年深秋，一个小他10岁的北京小伙，莽撞地跳上了K3次国际列车，带着一盒银针、一包艾条、一本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以及老师张鸿懿塞给他的400美金。列车同样经停乌兰巴托站，经历十天十夜，抵达匈牙利布达佩斯东站。

　　他俩当然不会料到，彼此的命运将会从此纠葛在一起。

　　前些天，受浙江文艺出版社之邀，余泽民来到杭州，他做客钱报读书会，也走进浙江大学、博库书城、阅见西湖等文化场域，与评论家、浙江大学教授翟业军，评论家、作家赵松，诗人、译者胡桑展开了系列对谈，也抽空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上次来杭州还是1983年，我高中毕业的暑假，印象中去了灵隐寺、龙井村。西湖边很热，我记得我没坐上游船……”旅居匈牙利多年，余泽民开口仍是一口地道的京腔。

　　作为一名标准的斜杠青年，余泽民先是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又因为对艺术痴迷，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

　　他出国的原因很简单，当时匈牙利对中国免签了。“看世界的机会很少，我就这么毫不犹豫地去了。我的父母都很开通，我觉得很幸运。”

　　尽管凭着一腔热血勇闯天涯，但余泽民还是做了几手准备：先考了个中医针灸推拿进修证；又花了几个礼拜考了一本三级厨师证。

　　但踏上匈牙利土地的那刻，余泽民还是傻眼了，匈牙利的第一外语是俄语，第二外语通常选择德语，会说英语的人寥寥无几。余泽民笑称自己学匈语完全是野路子，半蒙半猜，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学会的。

　　经朋友介绍，余泽民认识了尤若夫·阿蒂拉大学（现塞格德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海尔奈·亚诺什，在匈牙利的前6年一直住在他家。亚诺什是塞格德的文化名流，家中常常高朋满座，往来都是诗人、作家、学者，还有大学教授，犹如小型的文化沙龙。

　　1993年4月的一天，亚诺什告诉余泽民，今天家里要来一个作家，“他会是未来匈牙利最好的作家。”

　　余泽民至今仍记得那双蓝得像波斯猫的眼睛，注视着你，好像能把人吸进去。他叫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当时他的《乌兰巴托的囚徒》刚刚出版，兴奋劲儿还没过，他一把拉着余泽民，说：“你上我家去住几天吧！”

　　两人凌晨动身，开车200多公里来到布达佩斯郊区的山间乡村，那一周，除了诗人李白，拉斯洛几乎别的什么也不谈。他家中不仅有多个版本的匈语李白诗集，还读过李白的传记。

　　盛唐气象可以跨越时空，让一个千年后的匈牙利作家心有戚戚。余泽民第一次意识到，好的翻译，可以影响无数人对一个陌生国度的印象。

　　离别时，拉斯洛真挚地说：“希望有一天，你能陪我再去一趟中国。”

　　5年后，机会姗姗而来。

　　1998年，一个国际性的文学活动在全球挑选十位作家，每位作家可以自由挑选一名文学偶像，重走他们的足迹，最后要交一篇游记。

　　拉斯洛毫不犹豫地选了李白。

　　出发前，拉斯洛特地找到曾翻译过《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匈牙利汉学家陈国，给自己起个中文名。

　　陈国思忖道，拉斯洛的姓氏“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来自中欧一处山丘的古老庄园。那就叫“好丘”吧，既有“美丽山丘”之意，也是对孔夫子孔丘的致敬。拉斯洛兴致勃勃地给自己印了一批名片。

　　余泽民一看，啼笑皆非。

　　两人结伴同行，从北京出发，登泰山，过三峡，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近十座城市。

　　如今想来，余泽民觉得那便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此前，他只把拉斯洛当作一个好朋友，而非一个作家，更未读过其作品。而在近一个月的旅途中，余泽民与拉斯洛同吃同住，渐渐变得无话不谈。拉斯洛会讲起自己的童年经历，聊他写的书，自己为什么要写书。

　　余泽民则帮他一起采访路上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拉斯洛热情洋溢地和他见到的每个人聊李白。

　　回到匈牙利后，余泽民整理出了整整14盘录音带。这个过程中，他逐渐领会一个作家是如何利用他手中的素材进行创作的。

　　不久后，余泽民在亚诺什家搬书，得到了一本拉斯洛的小说集《仁慈的关系》（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入国内）。

　　“他一定没想到我真的会去读。当时，我的匈语水平只能看懂《电视周报》和一些简单的明星画报。而拉斯洛的文字是出了名的难啃。我翻开小说，每页都有无数个生词。”

　　可过去那个月的旅程给余泽民的心里留下了太多的好奇。沉下心来，余泽民挑了一篇能看懂单词最多的小说，一边读一边试着翻译。

　　这篇极短的小说名为《茹兹的陷阱》，译成中文不过八九千字，可余泽民却花了整整一个月。

　　“成稿之后，我沉默了。不敢相信这是通过我的手敲打出来的文字。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句子：那种像互相缠绕的迷宫一样，像特别黏稠的、缓慢流动的岩浆一样的长句。”

　　余泽民自幼热爱文学，在北医的六年几乎把能找到的中外文学读了个遍。但拉斯洛特立独行的文字还是摄住了他，并燃起了他的创作欲望。

　　此后，余泽民阅读匈语小说成瘾，也醉心于文学翻译，一口气翻译了各个国家不同风格的30多个短篇小说，有了相当的文学积累。

　　一次，在翻译一个北欧作家的小说时，余泽民突然想：“我要是作家，我就不这么写。”

　　译了几页后，他干脆丢开那篇小说，自己写了起来。于是，左手翻译，右手写作，不知不觉间，余泽民陆陆续续写出了十多个中短篇。

　　“是拉斯洛把我引导到文学道路上，而我又把他介绍到了中国。我觉得这种关系特别美好，我受他滋养，也回馈了他。”谈到这里，余泽民面露微笑。

　　2002年10月，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位14岁被关入集中营的犹太裔作家，终身以写作为“人类的堕落”作证。

　　当时，别说中国读者，连匈牙利也没几个人听说过凯尔泰斯。

　　获奖消息传来时，在当地华文周报《联合商报》兼做翻译、编辑和记者的余泽民将其编成了头版新闻。做完那期报纸，他便跑去意大利参加一个电影节了。

　　而千里之外，国内几家出版社急于引入凯尔泰斯的作品，却找不到译者，干脆在《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则求贤的“豆腐块”。

　　余泽民远在北京的母亲看到后，翻出黄皮的电话通讯录，挨个给出版社打电话“我的儿子在匈牙利，他能做这个工作。”

　　有出版社回复，把你儿子的简历发来吧。可余泽民从未在任何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

　　“说起来，我能成为翻译，还要感谢摇滚。”余泽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不得不把时间先拨回1994年12月19日。

　　当余泽民还在匈牙利摸爬滚打时，香港红磡体育馆正上演一场载入史册的演唱会。魔岩三杰（窦唯、何勇、张楚）与唐朝乐队在那个晚上开辟了中国摇滚的鼎盛时代，一时万人空巷。

　　舞台上，何勇的鼓手叫余伟民。余泽民的弟弟。

　　有趣的是，年轻时的余泽民留着一头披肩卷发，爱穿皮裤，面颊两侧鬓须飞扬，有股蓬勃野性的生命力。和弟弟及乐队成员站在一起时，他总是长得最“摇滚”的那个。

　　某次夜里，弟弟余伟民和何勇演出结束后，在三里屯的街边吃夜宵，余伟民说起，“我妈这几天跟着了魔似的，四处找出版社推荐我哥。”

　　何勇一拍大腿，我认识啊！

　　何勇充分发挥了一个“北京老炮”的古道热肠，联系上作家出版社的编辑朱燕。

　　“一个不靠谱的摇滚乐手，干了件靠谱的事。”余泽民笑道。当然，这是玩笑话。

　　就这样，余泽民跟朱燕连上了线，并把手头积累的大量译作，捡了几篇发过去。马上便得到答复：“译文很好，你来翻译吧。”

　　翻译凯尔泰斯四本书的合同落在了余泽民的头上：《英国旗》《命运无常》《另一个人》和《船夫日记》。

　　正因通过翻译诺奖得主凯尔泰斯，余泽民也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

　　用他的话说，中国文学圈认他了。

　　二十世纪的头几年，对余泽民来说有点否极泰来的意味。

　　一方面文学翻译打开了局面。另一方面，他的小说作品机缘巧合下，被时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的白描看到，推荐给了《当代》杂志。

　　数日后，尚在《当代》做编辑的温州作家吴玄给余泽民发去一封邮件：《匈牙利舞曲》将发在《当代》2005年第1期的头条。

　　这是余泽民的处女作。

　　时隔30年，当我联系上吴玄时，他还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白描一次性推荐了四五篇小说过来，他都认真地看了，质量都挺不错，他从其中挑出了《匈牙利舞曲》发表。

　　“当时国内文学刊物发表海外作家的作品确实是凤毛麟角。写欧洲生活的，一个是写匈牙利的余泽民，另一个是陈河。”吴玄回忆道，余泽民的小说在题材上非常新鲜，当时确实令读者耳目一新，在文学上也很有价值。

　　首篇登上《当代》头条后，余泽民陆续在《十月》《大家》《天涯》等头部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短短一年，余泽民就发表了十多篇小说。

　　时任《十月》副主编的散文家周晓枫正是当时余泽民的责编。2025年第4期的《十月》刊登了余泽民的中篇小说《火凤凰》《狗娘》以及一篇题为《我是我的作品》的创作谈。

　　在创作谈里，余泽民这样写道：“我并不藐视财富，也知道金钱的重要，但我还清楚自己的价值。我常这样安慰自己：世界上并不缺你一个蹩脚的商人，而是缺你一个真情真性的男人……从物质的世界里放逐，我才能跨入情感的天国。没钱租房，朋友们轮流收留我；没钱买衣，朋友们翻箱倒柜地给我找；没钱吃饭，朋友们送来面包、鸡蛋和油渣；没有事做，朋友们带我跟着学生剧社周游全国……我成了一个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流浪王子。”

　　结合小说读到这篇文章，周晓枫一眼看出这是个“受过苦”的作者，可他从来没诉过苦。他对内心的东西非常坚守，没有那种世俗气。

　　“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写了十几万字的小说，却从来没有发表，也不谋求发表。我不知道有几个作家独自坚持几乎不指望任何回馈的写作还能够继续下去。起码我到今天依然做不到。”周晓枫这样说道。

　　2005年，由中国作协与中华文学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1世纪文学之星”，余泽民名列其中，同期还有徐则臣、张楚、王棵等一系列后来在中国当代文坛大放异彩的作家。

　　在中国文坛闯出些名堂后，余泽民更加不遗余力地在国内推介起了拉斯洛。2006年，上海《小说界》主编魏心宏找到余泽民，希望他开设一期专栏，定期介绍一名外国的新锐小说家。余泽民首期就推荐了拉斯洛的《茹兹的陷阱》，还专门撰文谈了拉斯洛的中国情结。可惜当时并未引起国内读者的足够关注。

　　直到近十年后，拉斯洛获得布克奖时，这位匈牙利当代最重要的作家才缓缓走进国内读者的视野。

　　对于拉斯洛，文学界有两个基本共识：1.他是近十年来最无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2.拉斯洛不好读。哪怕是对匈牙利读者。

　　拉斯洛自己也曾说，他的语言是母语中的外语。

　　豆瓣上某位用户的留言道出了许多读者的心声：“读拉斯洛需要绝对的专注，一走神就会立马迷失。”

　　当谈及如何看待拉斯洛的高门槛，余泽民坦言，其实相较匈牙利读者，中文读者更容易读懂拉斯洛。由于中文与匈语的不对称性，一些阅读难度已在翻译的过程中，被他无形地消解了。

　　余泽民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匈牙利语第三人称单数，不仅不区分“他、她、它”，甚至还可以用作第二人称敬语“您”，而拉斯洛会故意利用第三人称的模糊性，增加匈牙利读者的阅读难度，要求他们像侦探一样地认真阅读……

　　“但完全没必要因此为难中文读者。”余泽民解释道。

　　同时，匈语中无限叠加从句的特点，也为拉斯洛标志性的长句提供了语法上的可能性。尽管在他之前，匈牙利人也没见过这样长到喘气的长句。

　　“拉斯洛的长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类似于俄罗斯套娃，一个主句带了许多从句，从句又带从句，你要一个个把它装回到主句之中，这确实比较难。第二种则像一个火车头带着无数节的车厢，可能带着五节、十节、二十节，这种句子则相对更容易翻译。”

　　余泽民表示，中文读者要想顺利进入拉斯洛的文学世界，只需要做到三点：第一是耐心；第二是信任——信任拉斯洛，也信任译者；第三是改变一目十行的阅读习惯，接受一种新的严肃阅读方式。一旦适应了他的节奏，你会体验到蹦极般的快感。

　　我突然想起，余泽民在浙江大学面对青年人时说的一句话：“每个人都希望战胜些什么，因为胜利之后，收获的就是欣悦。不可否认，拉斯洛是一个高门槛的作家，只有当你翻越高峰之后，才会发现，你的阅读能力也随之提高了。”

　　诚然，阅读是属于所有人的。但我们也相信，它会把最后的奖赏留给攀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