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罗湖区银湖山麓，清水河畔的山脊翠脉间，正进行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城市肿瘤切除手术”——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

　　站在这座高差达46米的垃圾山前，几乎闻不到想象中的刺鼻气味。11.69万平方米的绿色天幕覆盖之下，除臭水雾在空中弥散，挖掘机精准作业，运输车辆经隔音通道有序进出。

　　山体内封存着约255万立方米陈腐废弃物，体积相当于近五分之一个杭州西湖。这个由浙江企业代建的项目，也是迄今为止全国体量最大、全量开挖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

　　在“手术”之后，这片土地将转型为以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和数字经济为核心的“山水云台·数创智谷”，实现从“城市旧伤疤”到“发展新引擎”的蜕变。

垃圾治理模式国内尚无先例

　　在深圳罗湖中心城区，距离罗湖北站约2公里的银湖山麓。这里，曾是深圳早年最大简易垃圾填埋场——玉龙填埋场的所在地，1983年启用、1997年停用、2005年底正式封场。

　　一侧山清水秀，一侧高楼林立，作为中心城区难得的“生态宝地”，其工程红线距最近的居民区仅120米。

　　如今，这座约255万立方米的垃圾山，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治理。

　　“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是目前国内工程量最大、技术标准最高、距离居民区最近的填埋场全量开挖和生态修复工程。”深圳市罗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胡维衡介绍，项目总投资21.7亿元，于2024年7月全面动工，计划2026年底竣工。

　　“当下，整个工程的进度条已拉至60%左右。”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代建负责人陈伟军指着工程规划图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工程每天开挖垃圾5000立方米左右，筛分约6000吨生活垃圾。

　　255万立方米的陈腐垃圾，体量足以填满1000个国际竞赛泳池，约等于再造1/5个西湖。面对如此体量，这场手术为何“非动不可”？

　　“因为它不仅是生态隐患，更锁住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越是难题，越不能回避。”作为项目建议书编制单位负责人，深圳市综合交通与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市政设计院院长牛建敏仍对初次踏勘记忆深刻。

　　玉龙填埋场虽已闲置多年，但仍存在臭气、渗滤液污染、边坡不稳定、沼气自燃等安全隐患。而昔日偏僻的山谷，如今已成为罗湖“山海连城”计划的关键节点，区位潜力巨大。

　　“正因如此，我们没有进行传统覆绿，而是选择了全量开挖这一‘大胆得近乎激进’的路线。”牛建敏认为，这种彻底清除污染源、释放土地价值的模式，这在全国目前尚无先例。

　　项目竣工后，玉龙片区将形成约30公顷的连片产业用地，初步规划开发规模超过百万平方米。

施工精细得像“做手术”

　　“六阶段膜已揭开，把挖掘机移过去，正式开挖！”施工现场，中兰环保生产经理刘君拿着对讲机精准下达指令。身后，装满陈腐垃圾的渣土车来回穿梭……

　　“这活儿，精细得像‘做手术’。”陈伟军说，这场高难度“手术”的成功，离不开一套目前国内乃至国际领先的集成技术创新——“快速好氧预处理+天幕遮蔽开挖+多维复合除臭+筛分资源化利用”的完整创新工艺路线。

　　“简单说，就是天幕罩得住、异味闻不到、垃圾吃得消。”陈伟军指着远处覆盖工地的巨型绿色天幕说道。这套目前国内覆盖面积最大的天幕系统，最大跨度达280米，如同为整座垃圾山搭起“巨型帐篷”，不仅能遮蔽视觉影响、抑制扬尘，还辅助实现了立体除臭。

　　天幕钢构下，细微的除臭水雾持续喷洒，捕捉并中和异味分子。

　　不过，更关键的控臭环节其实在开挖前就已启动——“快速好氧预处理”环节。指着垃圾堆中伸出的、连接鼓风机的数十根黑色管道，刘君解释，这是向垃圾堆体内注气井注入空气，加速有机物的好氧降解，从源头降低甲烷浓度和恶臭物质强度。

　　“快速好氧预处理和天幕除臭喷淋，几乎可以解决掉80%～90%的异味，剩下的，就交给雾炮机和环场喷淋系统。”陈伟军表示。

　　对于消失的垃圾异味，住在距离工地直线距离仅数百米小区的林女士深有感触：“刚动工时，我紧张得不行，但没想到，的确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恶臭。”

　　个体切身感受背后，是128个监测点位实时传回的数据支撑。在项目指挥中心的大屏上，硫化氢浓度、噪音分贝曲线等指标持续跳动，环境监测员成后冰紧盯每个数据说：“必须精准达标。”。

　　治理并非终点，资源化利用才是闭环。

　　中兰环保技术负责人赵文阀介绍，从填埋场挖出的垃圾会“兵分数路”：轻质可燃物外运至焚烧厂或热电厂发电；腐殖土外运做无害化处理；无机骨料及建筑垃圾用于生产再生建材……其中仅轻质可燃物设计发电量就可达1亿度，相当于2.6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生态、空间、产业“三重奏”

　　一座高差46米“垃圾山”的连根拔起，“负资产”变“新引擎”的命运反转，也为中国城市破解“垃圾围城”问题带来了新启示。

　　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背后，折射出许多大城市共同的难题：一方面，闲置多年的垃圾填埋场，封场后仍存在各种安全隐患；另一方面，早年建于城市边缘的填埋场，随着城区扩张，逐渐从“隐蔽角落”变成发展路上的“绊脚石”。

　　“上世纪80、90年代建设的许多填埋场，如今都面临相似困境，既占用宝贵的城市土地，存在环境污染隐患，又与周边发展格格不入。”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副教授王岱霞指出，上海老港、广州兴丰等地也在经历从封场修复到土地再利用的转型。此前国内虽有余姚、海口等地的治理案例，但无论在规模还是彻底性上，均难与玉龙项目相比。

　　“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是一次对超大型城市核心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破题之作，其最大意义在于，探索出一条‘环境治理+开发建设+产城融合+创新引领’的系统性解决方案。”胡维衡表示。

　　其实，随时代变迁，中国垃圾处理也经历了不同阶段。上世纪80年代，简易填埋是处理城市垃圾的主要方式。随着垃圾焚烧技术成熟，焚烧逐渐取而代之。住建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焚烧占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总量的比重为84.63%，已成为绝对主导。

　　当然，创新模式并非万能模板。王岱霞强调，每个填埋场所在的地理、经济与社会语境不同，治理需在理想与现实间审慎权衡，兼顾技术、经济与规划协同。

　　“不管怎么说，此次尝试都释放了一个信号，对于城市垃圾的治理，已经越来越从被动转向主动，不满足于单纯的生态修复，而放眼于长期的区域发展规划。”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副院长徐期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