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气象万千

　　且将一二写来

　　金农大展更新中

　　杭州

　　只有

　　好

　　本报记者 陈新怡

　　浙江美术馆，“山林气象——金农特展”正在进行中。

　　这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高规格大展，对于艺术线的记者来说，可以写的故事太多了：他的名号，他的自画像，他的书法，他的梅，他的小品画，他和杭州，等等。

　　两个版，至多5000字，塞不下所有，也远远不够看。

　　因为，一个艺术展，在社交媒体上的解读再多，也只能起到画外音的作用，对于深度进入一场大展，远远不够——它需要你走进场馆，沉浸地去进行一场精神对话，每个人都会从各自的经验和感受获得对作品的理解与思考。

　　我们只能尽可能多地提供切口：关乎文化的认知，关乎时代的环境，关乎艺术的思想，关乎人文的厚度，去激活观展人的具身体验，从“观看艺术”跃迁到“体验人文”，形成与艺术的对话。

　　所以，从这场金农大展起始，我们将采用一个全新的报道方式，以连载，解读他丰富的人文维度。这期文化故事，选择了两个章节呈现，更多的连载更新，详见潮新闻客户端文娱频道的专题【金农大展】。

　　这是迄今为止专题性最强、规模最大的金农展览。

　　原因很简单，金农是个杭州人。

　　荣归故里，排面要足。

　　策展团队不远万里，兵分三路，从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等20家文博单位机构借展200余件书画作品、文献，全面展示了金农一生绚烂的艺术成就与鲜明的风格特征，当然，他的“怪”也尽显无遗——

　　这位富二代杭州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怪咖，不然怎能领军扬州八怪。

　　金农家住在候潮门外，与现在的浙江美术馆仅一山之隔。家境殷实的金二十六郎，“家有田几棱，屋数区，在钱塘江上”，与“西泠八家”之首的丁敬比邻而居。这段始于少年时期的金石之谊，后来持续了整整一生。

　　翻开金农的杭州交游圈，是一张星光熠熠的文人名单：丁敬、厉鹗、杭世骏、陈撰……他们在候潮门、万松岭、南屏山一带曾携手翻过无数个山头，这群人，后来也成了“南屏诗社”的中坚力量。

　　金农的号特别多，与杭州有关的就有一大把：“钱塘金农”“古杭金农”“曲江外史”“曲江钓师”“之江旧民”“金牛湖上金吉金”“金牛湖上诗老”“金牛湖上词人”“稽留山民”……

　　一个过着呼朋唤友日子的杭州户口富家子，为何要去扬州寓居？作为一名古代读书人，金农真的没有一点入朝为官的抱负吗？

　　非也。

　　“其实金农最初不叫金农。”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惇指出。

　　展览上有一件《行书游禅智寺诗轴》，这是目前能见到的具有时间可考性的金农较早书作，上面的署名为“钱塘金司农”。

　　据黄惇可考，金农原名金司农，字寿田，“金司农”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直到39岁。

　　“司农”是古代主钱粮的官，“寿田”则寓意着田地丰产，这个名字承载着家族对其功名利禄的期许。

　　而从“司农”到“农”，从理想中的人上人到最底层的“农”夫，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这也暗示了当时金农的处境：父亲去世，经济上陷入困窘；老师何焯失势，前途尚且未卜；自己又生了一场大病，穷困潦倒。

　　自30多岁起，金农就四处交游，当起了“文艺经纪人”，凭借自己的诗书功底，颇为认真地进行自我营销，承接各类艺术项目，筹措旅资。

　　金农42岁北游归来时，他的书法风格大体定型。

　　金农的书法启蒙始于传统帖学。

　　他在《江上岁暮杂诗四首》中坦言，少年时期曾潜心临习二王，但因感“不对路”而放弃。

　　21岁时，金农曾拜帖学大家何焯门下。何焯不仅是书法家，更是金石碑刻的鉴赏家，他“六朝长处在落落自得，不为法度所拘局”的观念，悄然塑造了金农日后的艺术取向。

　　在何焯指导下，金农开始系统学习颜真卿楷书；而立之年初到扬州时，还曾为适应市场需求选择学习当时书坛最受推崇的隶书名家郑簠，无论结体、用笔皆酷似其风格。

　　转折发生在金农获观《西岳华山庙碑》拓本后。

　　此碑被朱彝尊誉为“当为汉隶第一品”。金农得之如获至宝，反复观摩临习。自此，金农才真正从时人书风中脱出，直溯汉隶本源。

　　“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金农一生对《西岳华山庙碑》的临习与再创造，宛若他浓缩的个人风格演进史。

　　在展厅之中，可以看到金农临摹《西岳华山庙碑》的多幅作品，以隶书和楷隶为主。

　　从波磔内敛、结字方整，到毛涩畅润、多用倒薤撇法，再到粗细划一、工整而有木板雕刻之气，决不使用倒薤用笔……

　　“金农每一时期对自己书法的变革，都是以《华山庙碑》作为原型。他以己意临《华山庙碑》而变形，复以变形后之基础再变形，如此递进便形成了多种面貌的金农书法。”黄惇说。

　　五十岁金农赴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时，已书动京华，成为当时第一流高手。

　　这次考试，金农十分重视，提前进京，却应试未中。

　　正是这次失败，彻底改变了金农的人生轨迹，也催生了他艺术上最惊人的蜕变——与正统书法决裂，在书法上创造了前无古人的“漆书”。

　　“漆书”沉雄劲爽，浓墨似漆，笔方如刷，渴笔飞白，横粗竖细，苍劲老辣。展厅里一幅《素心即事五言联》，寥寥十字却气象恢宏，以拙为妍，以重为巧。“倒薤”笔法刷行直过，恣肆激荡，加以卧笔横扫，苍劲果取，实在处点画中实，飞自处飘忽空灵。

　　金农自评为“渴笔八分”，并自豪地表示“汉魏人无此法，唐宋元明亦无此法也。”

　　至此，金农完成了一个文人士大夫向纯粹艺术家的精神蜕变。仕途的大门关闭了，艺术的世界却豁然开朗。

　　从此，艺术怪咖金农半生寓居扬州，鬻诗书画为生。

　　他五十始画，画竹，画梅，画马，画僧佛。但他的画，从开始就气度不凡，郑板桥夸赞说“杭州只有金农好”。

　　说起扬州八怪，郑板桥画竹，金农画梅，黄慎画人物……其实，金农还隐藏着一个，他从43岁开始画自画像，一直画到70多岁，据记载至少有9幅。在金农之前，中国画坛极少有画家频繁地为自己写真。

　　这是出于自恋吗？

　　扬州，一个销金窟子，富贾云集，车水马龙。这里的艺术圈，如烈火烹油，官商趋之，风起云涌，金农纵然性格孤傲奇特，也需要通过各种方式确立自己的“人设”和知名度。

　　汪曾祺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金冬心》，几千字写尽了金农在文人圈、富商圈和官场社交上的各种“游刃”和“牢骚”。也有人认为，这里面的“金冬心”过于八面玲珑，但从金农托友人推销“拙书楠木灯”的信札来看，金农实在是在兢兢业业地卖字画呀。

　　所以，金农爱画自画像，并非出于简单的“自恋”，而是融合了自我营销、精神寄托、文人雅趣以及记录生命历程的复杂行为。

　　在不同时期的自画像上，金农记录了自己外貌的变化以及心境的转变，并着重向外界展示自己“疏髯高颧”“奇倔傲世”的外貌特征，强化自己在画坛上的独特形象。

　　他还将书法的笔意（如“漆书”、金石气）融入绘画，用“一笔画”的技法来勾勒衣纹和面相。画自画像对他来说，也是探索“诗、书、画”三者如何完美结合的艺术实验场。

　　当然，他的自画像也用于赠予友人，比如将画像送给郑板桥、罗聘等知己。画中还常有长篇题跋，回顾自己半生游历的艰辛，这是一种对人生的总结和自我观照。

　　金农送的不仅仅是一张画，更是送去一个“精神上的自己”，表达“虽不见其人，但见其像，如见其人”的深厚情谊。

　　1759年，72岁的金农收到了一方印章“只寄得相思一点”，这句问候来自他的杭州老友丁敬。

　　第二年，金农提笔，画了一幅自画像回寄“相思”。

　　画中的他身着及地长袍，执一根细长杖，侧身站立，目光悠远。在最右侧的题跋中，他写道：“他日归江上，与隐君杖履相接，高吟揽胜，验吾哀容，尚不失山林气象也。”

　　简单翻译就是：它日待我回杭州，一定要与你携手登山，我仍然保持着“山林气象”。

　　两百六十余年后，这张自画像重新回到了杭州，“山林气象”成了浙江美术馆金农跨年大展的标题。

　　展厅里藏着金农的半片梅园，他笔下的梅是蜷曲的、瘦削的、散漫的。

　　有一幅梅，是杭州人看了秒懂的梅——盘曲交错的枝条，如篱笆般密织，星星点点的梅朵，昭告着自己未被驯服的野气。

　　这是西溪的野梅。杭州三大赏梅胜地，孤山、灵峰和西溪，西溪的梅以野而名。

　　在1758年所作的《梅花图页》中，金农写：“吾杭西溪之西，野梅如棘……余点笔写之，前贤辛贡、王冕之流，却未曾画出此段景光也。”

　　金农爱画梅，与其说是审美偏好，不如说是自我投射。

　　他一生别号甚多，与梅相关的尤其：“稽梅主”“枯梅庵主”“耻春翁”“耻春老人”……

　　何为“耻春”？

　　展览中有一幅《吾家有耻春亭图轴》，能找到他耻春的缘故：“吾家有耻春亭，因自称为耻春翁。亭左右前后种老梅三十本，每当天寒作雪，冻萼一枝，不待东风吹动而吐花也……”

　　春天本是百花争艳、东风得意的季节，金农却以“耻”自居，这之中或许暗含着他复杂的心绪。

　　一生未入仕途的他，从来都是一介白衣。

　　“在中国古代，一个读书人，如果未能考取功名，又遇家道中落，那就成了一个‘闲散人员’。就像一片飘荡在空中的叶子，无所着落。因为这个社会从来没有给知识分子提供一个独立的身份。”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马啸点出。

　　亭中的那些老梅，成了他精神上的知己，艺术上的“导师”。

　　当然，对于一个早早就有建立个人IP意识的艺术家来说，画梅也是金农自我营销中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50岁才提起画笔的金农，一开始画的并不是梅，而是竹子。

　　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彼时，他的好友郑板桥去外地当官了，扬州正缺一位“胸有成竹”的名家。

　　可是没画多久，郑板桥裸辞了，又回了扬州。金农自忖打不过，转头继续研究市场。

　　彼时，汪士慎目盲，高翔病故，李方膺南归。扬州画梅的三大高手，一时俱寂。

　　金农画梅，也有学习摸索过程，他的《画梅题记》里，密密麻麻的都是学习心得：辛贡的粉梅、王冕的红梅、扬补之的村梅、丁野堂的江路野梅……

　　金农画梅，从来不是画，是写。他以书法笔意入画，而且诗书画印有机结合，看金农的梅，不可不看题跋。

　　“仔细看这些梅花的枝干，你会发现它们很有立体感，虽然交叉但不会重叠。”站在1761年金农创作的《梅花图轴》旁，中国美术学院博导、教授任道斌让大家凑近看。

　　通常人画梅先立枝，金农却反着来，先有花意，再有枝情，最后再添老干定力。

　　“金农不仅将金石意味融入他的书法，同时又将其注入他的绘画。所以他的字画构成一个艺术整体。”马啸说。

　　书写的韵律感，被金农带到了绘画的创作中，篆隶的顿挫、狂草的恣意、漆书的奇绝，用一种巧妙的方式，结合创造出了前无古人的梅枝形态。

　　一味的孤高冷逸，也不是金农想要的。他偶尔也会在画梅中，添一点活泼的、带有生活温度的趣味。

　　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所藏的一幅《红梅图轴》，金农题道：“客窗偶见绯梅半树，因用玉楼人口脂画之，彼姝晓妆，毋恼老奴窃其香奁，而损其一点红也，不觉失笑。”画面瞬间活了起来：绯红的梅花，偷用口脂的老画家，一旁嗔怪的女子……

　　寻常民众买东西讨个好彩头，金农也想了一个slogan（口号），“梅开二度”。这完全颠覆了梅花传统上孤傲、清冷的象征，转而成为喜庆、再生的代表，用于祝贺好友纳妾、续弦等喜事。

　　这种世俗化并非庸俗化。金农在题跋中曾自嘲：“画梅乞米寻常事，那得高流送米至。我竟长饥鹤缺粮，携鹤且抱梅花睡。”

　　金农笔下的梅花，贯穿了他一生的漂泊、机敏与温情。那些乡关之思、顺应之智、生活之趣，一点一点，被他画进万千梅姿中。

　　他坦然面对卖画谋生的现实，却始终坚守着文人的格调。

　　如今，金农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故乡的怀抱——浙江美术馆二楼的展墙海报上，那个葆有“山林气象”的“钱塘金二十六郎”正缓缓走来，一根竹杖，一双红鞋。

　　终其一生的回望，他终于完成了跨越时空的抵达。